「经济发展」林毅夫：后来者优势仍是中国经济最重要引擎

林毅夫：后来者优势仍是中国经济最重要引擎

经济发展

围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格局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过程中的国企改革、中国企业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需要补齐的短板等问题，林毅夫有以下观点：

我国经济从比重看，追赶型产业目前占比依然超过80%，因此，在现阶段不能放弃后来者优势的法宝，应该在用好后来者优势的同时，搞自主发明，两条腿走路。

承认差距、用好差距是中国企业从大到强、迈向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基础。

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很难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总结于中国经验的经济学理论不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也在为更多发展中国家贡献“中国智慧”。

我们现在还不能放弃后来者优势这一法宝

记者：在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经济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节奏？

林毅夫：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发展当然要关注全世界的趋势，但是中国的发展本身也对全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固然这些年有一些杂音，如逆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些冲击，但全球化还是每个国家最好的选项，因为全球化让每个国家可以按照它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是每个国家创造就业，提高增长率，促进发展，增进人民幸福最好的方式。

近年来，供应链搬离中国、跟中国脱钩的声音固然不少，但中国的贸易增长和出口增速仍然很快，可见只要我们保持定力，按照经济的基本规律发展好，就可以给全世界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同时我们发展好了，也可以给全世界提供越来越多质量高、价格合适的产品跟服务。其他国家经济要发展好，也必须按照这个原则，所以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记者：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后来者优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今，中国在很多的领域已经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后来者优势是否仍然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林毅夫：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我们把中国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第一大类型是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的追赶型，我们当然还有后来者优势；第二大类是领先型，已经从过去的追赶跑到全球前面，比如海尔；第三类是过去有比较优势，现在逐渐失掉比较优势的转进型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转进型一部分转到品牌、质量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加工那一部分则转移到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内地或国外工资较低的国家；第四类是以新经济为代表的换道超车型，这类产业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我国由于具有人力资本优势和齐全的产业配套，可以跟发达国家齐头并进；第五类是战略型，如核心芯片、工业母机等，特点是研发周期长，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我们虽不具有比较优势，但为了国家和经济安全，也要自己搞研发。

目前，我国经济从比重看，还是追赶型产业比重最高，85%的产业还是相对传统的产业。如果到法兰克福工业展上看，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我们绝大多数产品在价格、质量、技术上还有差距，仍然有后来者优势。所以，我们不能放弃后来者优势的法宝，应该两条腿走路。如果后来者优势全用光了，则代表我们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了，到那时候我们就要完全靠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品。

企业只有利用好差距，才能实现引领

记者：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被视为自加入WTO之后，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国内的深层次改革的新机遇。新的国际商贸规则更加强调开放和公平竞争，而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是不是意味着新的挑战？这是不是也对我们如何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提出了新的课题？

林毅夫：国有企业经常被说存在不公平竞争，但其实需要分情况讨论。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国有企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它所在的行业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处于竞争性行业，比如钢铁。我们有比较优势所以就不需要补贴，我们国有企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符合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第二类是资本很密集、规模非常大的，它有自然垄断属性，比如电力、电信。在我们国家，这些企业属于国有，其他国家有国有也有民营。这类行业以服务国内为主，并不参加国际竞争。第三类属于战略型，资本很密集，研发周期特别长，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其实也不符合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这类产业需要保护补贴，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国防产业都需要政府大量的保护补贴。

现在有很多人讲中国国有企业受到保护补贴，是不公平竞争，这是没有详细分析我们国有企业的情况以及它的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要把产业特性分析清楚，然后有理有据地对各种产业做出合适的管理、规划。

我们欢迎开放跟公平竞争。因为在竞争性行业，我们完全可以跟人家竞争；如果竞争不了，代表我们有后来者优势，我们可以继续利用他们的产品和技术来促进我国的发展。在自然垄断行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要监管，在发达国家也是那样，当然也应该允许我们对其进行监管。对国防安全产业，任何国家都采取给予保护补贴的方式，当然也必须允许我们有保护补贴。

记者：大而不强仍然是很多中国企业的现状。想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您认为中国企业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林毅夫：大而不强也是阶段性的。早期的时候，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符合我们比较优势，可以发展得非常快，也可以在国内国际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但它的技术属于追赶，处于引进阶段，所以看起来不强。但等我们走到世界的前沿，我们引领技术创新，引领产品发展的新方向，那就会强。

当还在追赶阶段的时候，以任正非带领的华为为例，世界的前沿技术它都会跟踪，提高自己的“备胎”能力。但如果买比自己生产便宜，还是要买，成本越低企业越有竞争力，才能更快积累资本，更快赶上发达国家。当我们还有差距的时候，利用好差距，会给我们实现世界领先打下基础。等到没有差距了，就要自己发明了，那时也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和实力来进行自主研发。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客观分析我们现在能够用的优势是什么，把我们现在能够用的优势用好，给未来的优势打下基础。

想成功追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必须有自己的理论

记者：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剧烈变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话语权的持续提升，是否也会带来经济学理论的新变化？

林毅夫：经济学的发展一定会发生革命。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让经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以来，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先是绝大多数在英国，后是绝大多数在美国。之所以会有这种时空的相对集中性，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因果逻辑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且因果逻辑一般越简单越好。所以理论的重要性不在于理论的逻辑，而在于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就越重要，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就越重要。

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是1776年，当时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英国引领工业革命，是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所以那时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美国的经济现象越来越重要，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就越来越重要。如今，世界经济中心已经逐渐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就越来越重要。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同样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会有越来越多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新理论新思潮。

记者：理论是对现象的因果逻辑的推导，不同的现象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因果逻辑，那经济学是否就此陷入“相对主义”？

林毅夫：任何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我们现在学的发达国家的理论都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由于它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发达国家理论产生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了一个暗含的前提，它不在理论模型里，但它是实际存在的。理论是不是有解释力，决定于它的前提是否合适、存在。如果前提变了，理论就会跟着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理论实际上都不断在变，随着社会经济变化，原来的理论的前提不再合适的时候，就会被新的理论取代。所以，盛行的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理论的前提条件可能不存在，就很有可能出现“在淮南为橘，在淮北为枳”的现象。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中，经济社会发展还会有很多挑战，要解决这个挑战，就必须总结我们自己国家的成败经验，以及当前现象的特质，提出新的理论，用这个理论再来指导我们实践。

总结我们国家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重要。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基本上都还是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可是前提条件不一样，所以这些理论很难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从而让他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真正能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凤毛麟角。由于我们一路走来的条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所以总结于中国经验的经济学理论不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大帮助。

【林毅夫：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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