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以技术为自变量

管兵

李思函

以技术为自变量

作者 |管兵、李思函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

原文 |

以技术为因变量，使我们陷入对“慢”的焦虑。何日破解“卡脖子”难题？“从0到1”的突破如何实现？大语言模型如何加速迭代？科技研发政策如何有效助力科研创新？这些焦点议题引发了技术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和积极参与。以技术为自变量，则导致我们陷入对“快”的焦虑。技术对政治、组织、社会、以及个体生活等均施加着深远影响，甚至可被视为当今世界最强的革命性动力。它催生并强化了加速主义，其自身遥遥领先的发展态势，正带动其他社会部门及个体前行。技术的影响力或许已超越学者所关注的诸多因素，如资本主义中心—边缘体系、区域国别、产业结构、阶级、种族、职业、性别，等等。技术与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或强化，或消解着它们的作用。

技术议题（特别是数字治理技术）已是学界焦点，无论视其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研究高度内卷。我们仍决心参与其中，因为忽略这一议题，在今日无异于学术上的自我边缘化。

拙文《部门的终结：技术替代与任务转型》有幸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5期。特别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的帮助。论文文字表达不够严谨，且草稿细节过多，使得编辑的工作量大幅增加。每次看到返回的校对稿，都令人感到羞愧和自责。再次感谢！

此前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的《任务型组织的科层化——以A 市城镇化过程中的组织变迁为例》一文是这篇论文的姊妹篇。这两篇论文都尝试解释快速发展转型期的中国组织变迁现象。第一篇论文侧重于从任务的视角解释组织形态的变化，在论文中，我们对任务进行了操作化处理，使得这一变量具有了分析性。本文则加入了“技术”这一新变量，我们试图探讨在不同时期，任务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如何重构组织。本文继续沿用上一篇论文对任务的操作化定义，同时对技术变量也进行了操作化处理。“任务”与“技术”两个变量的交互机制构成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管理组织模式上的不同表现，即从设立任务型组织到科层化再到组织的终结。

本文是一项传统的定性案例研究。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着力提升案例研究的经验和理论质感。首先，与既往研究一致，本文也选取了一个长时段案例，即追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组织的演变过程。长时段的案例研究能从多方面提升经验质感：其一，经验材料更为丰富；其二，时段内的差异为研究与解释提供了起点；其三，长时段积淀下来的事实更具稳定性，从而使经验结论更经得起检验。其次，论文构建了一个创新的分析框架，将技术、任务与组织变迁操作化为“变量”。该框架上承理论，下接经验，具备很强的分析性。在文献脉络上，技术与任务的维度可追溯至组织研究奠基者马克斯∙韦伯。本框架正是在韦伯关于技术、任务与科层制关系的讨论基础上发展而来。

在写作和投稿上，这篇论文是近五六年里较为顺利的一篇。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延续了上一篇论文的讨论，在研究设计方面目标更加具体明确，这大大提升了资料收集和论文写作的效率。无论是资料收集还是论文写作阶段，一个清晰的研究设计都能简化工作。这尤其体现在论文结构、理论框架与经验材料的整合上。写作和投稿本身仍让我们受益很多。正如李连江教授在《不发表 就出局》中所言：“写作是个很辛苦的过程，但写作过程就是研究过程。”投稿之前的写作是主动、自我且孤独的，囿于作者自身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框架。投稿后的修改则需根据编辑部和外审专家的意见进行，因而是被动且互动的。如果幸运地遇到合适的外审专家，投稿后的修改环节往往更有收获。外审专家能够提供更开阔的视角，并提出更严格的方法论规范。这些意见有助于作者将论文提升至单凭一己之力难以到达的高度，从而不断挑战其认知与能力的极限。这篇论文投稿后的修改过程正是如此。有位读者朋友曾问及为何论文结尾讨论了诸多竞争性假设，答案在于，外审专家通过不断提出替代性假设来挑战论文结论，这促使作者决定专门用一部分篇幅来回应此问题。尽管草稿中已有相关讨论，但远不如现在的安排清晰。这一调整也凸显出，案例研究同样需要（甚至更为需要）在方法论层面进行有效辩护。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定性案例研究面临许多挑战。我在《案例研究的理论化：三种可行途径》（《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一文里曾提出：“在‘理论’需求尤为强烈的当今社会科学界，如果缺乏方法论约束，定性研究的理论容易滑向对高度抽象的大词大概念的依附，或者成为难以走出具体案例的经验总结。”我们计划继续延用本文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发展其分析框架。长时段的案例研究有助于理论发展。技术、治理任务与中国的组织这三大情境是各个领域共同面对的宏观背景。在此背景下，研究议题多元，也存在具体可行的理论创新空间。尽管技术议题或许已经过热，但仍需产出更具现实解释力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