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研究三十年

编者按：10月13日至14日，以“命运与共：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为主题的全球妇女峰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时值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即北京世妇会召开30周年之际，本期特邀请代表性学者，探讨中国在推进妇女发展与性别研究等方面的进展和成就，以期为推动全球妇女全面发展持续贡献学术界力量。

目录

刘伯红：回眸30年，终生难忘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吴小英：三十年来中国性别平等叙事的演变

佟新：性别教育的回响：行动的三十年

刘伯红：回眸30年，终生难忘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北京世妇会”）落下帷幕整整30年了。30年来，但凡参加那次大会的人，无论中外西东，无论政府民间，无不因那次大会的欢声笑语、万丈激情、团结合作、众志成城、美好愿景、丰硕成果和友好款待而刻骨铭心，激情燃烧，难以忘怀。为纪念北京世妇会30周年，全球妇女峰会于2025年10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气度，以“北京+30”为契机，加速《北京宣言》《行动纲领》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面落实，为全球的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30年前的世妇会

1995年的9月15日初秋晴朗，一大早我就赶到会场，打听主委员会等讨论《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情况。189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和优先关切，要想达成一致谈何容易！经过10天紧张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5日的凌晨4点多，主委员会等就400多个分歧点达成了一致，可以提交给下午召开的全体会议（闭幕式）通过了，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995年9月15日下午4点35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世妇会主会场，随着大会主席陈慕华手中的木槌敲落，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189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名政府会议代表庄严地见证了标志着国际妇女运动新纪元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通过。在下午的大会发言中，有4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祝贺两个文件产生的同时宣读了本国的保留条款，当木槌敲落伴随着巨大欢呼声响起的时候，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已经永远铭刻在所有人心中。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深刻意义：它凝聚着墨西哥、哥本哈根、内罗毕和北京联合国四次妇女大会的共识和精华，饱含着国际妇女运动的智慧与愿景，彰显着联合国以及各成员国的使命和责任，为世界各国提高妇女地位和促进妇女发展规划了全面蓝图，也为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制定了“金标准”，使北京世妇女会成为联合国历史上和国际妇女发展史上至今无法超越的里程碑。

北京世妇会的辅助性活动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也同样辉煌和精彩。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0多名代表，参加了先于大会举办的位于怀柔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围绕着经济、政治、人权法律、和平安全、教育、健康、环境、精神与宗教、科学与技术、媒介、艺术与文化、种族与民族、青年13个专题，与会者举办了5000多场形式多样的研讨与活动。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的最鲜明特点是：以妇女的眼睛看世界，以妇女的声音告诉世界，以妇女的行动改造世界！从1995年8月30日至9月8日10天之内，在怀柔会场区42公顷的范围内，来自五大洲的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们，通过3900多场研讨会、650个展览、450场文艺活动，顺利完成了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的三项目标：制定议程，迎接未来挑战；参加讨论，交流经验，建立联系；对大会施加影响，将妇女的愿望充分反映在大会文件中，使妇女论坛成为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盛大庆典。中国有50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代表参加了妇女论坛，一共主办了60场专题研讨会、35个展览、7场演出、40余场联谊活动，其参与的规模和强大的声音，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至于这么多年来，很多国人包括参会的妇女代表，仍把在怀柔举行的“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当作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大会的世界意义

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北京世妇会的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不但为全球的性别平等事业制定了蓝图、基准和议程，同时也为这些目标的贯彻落实制定了监测评估程序，从而使北京世妇会不仅是一次大会，而且是一个过程：每逢世妇会召开五周年或十周年时，联合国都会组织全球行动，总结审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落实情况。

在“北京+5”时，联合国召开了主题为“2000年妇女：21世纪的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特别会议（即二十三届特别联大），审查了各国政府在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通过了《政治宣言》和《成果文件》，进一步推动《行动纲领》在各国的贯彻落实。在这次监测评估活动中，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采取了三项核心指标来衡量各国政府执行《行动纲领》的情况：第一，非农领域有薪就业的女性的比例达45％以上，其指标是参考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制定的“体面工作”战略而商定的；第二，国家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达30％，这是《内罗毕战略》和北京《行动纲领》共同规定的指标；第三，高中女生的毛入学率为95％，这是参照当时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体面工作”的最低教育程度制定的。当时，在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中，三项指标都达到的仅有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四个国家，此外爱尔兰、荷兰、德国和南非四个国家离规定的目标较为接近。由此可见，北京《行动纲领》的要求是具有挑战性的，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

在纪念“北京+30”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9届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全面总结了30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各国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情况。他认为，《行动纲领》所作的承诺对当时来说是一种前瞻性思维，其确定的许多重大关切领域对于应对当今的复杂挑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指出，在过去五年里，所有重大关切领域都取得了进展，并出现了新的重要政策方向：80%的国家通过了明确禁止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法律并执行了相关政策；79%的国家采取了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努力以减轻妇女贫困；77%的国家将行动重点放在打击暴力侵害女童行为上；90%的国家已出台或加强了消除暴力侵害妇女的法律，并提高了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力度……他同时指出，目前距离《行动纲领》承诺的目标仍很遥远。

世妇会在中国

作为东道国，北京世妇会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首先，北京世妇会推动了中国政府将尊重和保障妇女权利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北京世妇会中国政府的欢迎仪式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世界发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庄严承诺；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我国政府首个《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以后又发布和实施了各个阶段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2011—2020、2021—2030年）》；中国政府将妇女权利保障纳入四个阶段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2012—2015）（2016—2020）（2021—2025）》，努力完善和实施各项相关的法律政策；不断加强和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切实提高了妇女地位并促进了女性的全面发展。

其次，北京世妇会激发了中国妇女参与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事业的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在世妇会精神和我国各项法律政策的保障和支持下，我国女童普遍获得平等地接受各级教育的机会，农村妇女通过参与农村基层选举和农村治理改变自身命运，我国女性广泛出现在航天航空、科学实验、军事国防、工业经济、交通金融、地质勘测、公共治理等各行各业中并做出不菲成就，享有了精彩人生；女同胞们组织起来，参与到扶贫、反暴力、环境保护、关爱儿童、辅助残障等社会公益事业中，不让每一个姐妹在社会发展中掉队。

最后，北京世妇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的发展。北京世妇会后，妇女学学科建设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逐步发展起来。199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全国性的妇女研究组织“中国妇女研究会”成立，组织和协调中国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有效地服务于我国的立法决策、教学培训、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

（作者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原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非政府组织论坛委员会论坛组织部副部长）

吴小英：三十年来中国性别平等叙事的演变

三十年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在北京的隆重召开，于世界而言，是通过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的重要纲领性文件，确定了十二个优先关切领域，让全球妇女事业有了崭新的共识性目标；于中国而言，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时期打开了连通国际的特别通道和全新视野，因此学界通常将这次盛会视为国内妇女/性别研究与国际接轨的分水岭。然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这次盛会还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中国性别流行话语演变的新路径。伴随着北京世妇会“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倡导以及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女性主义的性别话语在本土语境下完成了落地、发酵、吸纳与重塑的过程。回顾三十年来国内性别流行话语的演变，可以发现作为其核心概念和议题之一的“平等”，在各个阶段的叙事中展现出颇为不同的画像。

平等与差异的两难

“平等”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关键词，在学理上却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是一种价值理念，也可以是一种制度安排，而后者向来充满争议，在社会学中常常表现为平等与差异的两难。如作为核心领域的社会分层研究始终与不平等研究相伴，揭示了在差异中实现平等的难度。性别议题关注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及其带来的后果，因此国内外妇女运动的早期阶段通常都表现出以消除性别差异为第一目标。不过这种差异并非男女生理或者社会角色上的差异，而是指两性作为人或者公民的身份和权利上的差异，因此常被笼统地概括为“性别平权运动”，其标准基本指向女性应具有与男性相同的社会成员资格和参与权利。中国几代人耳熟能详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就是这种平等理念的朴素表达。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以男性为模板的“去性别化”的平等叙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各种“铁姑娘”和女劳模的故事构成了其典型代表。在这种平等叙事框架中，私人生活几乎隐而不见，妇女解放意味着女性作为与男性同等重要的劳动力，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入券，因此就业与参政上的“去性别化”制度实践使得“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之一。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叶，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迅猛发展，性别相关议题上原有的平等叙事在新型文化中遭遇新的挑战。其时学界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面向：一些学者忧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会进一步拉大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距，从而使既有的平等传统丧失甚至发生倒退；另一些学者则担心“男女平等”的制度安排是否有违市场公平原则，从而影响社会的整体效益。《社会学研究》期刊曾针对这一热点问题组织了有关“妇女回家”的系列专题，国内妇女研究界和社会学界许多知名的前辈学者都撰文参与了这场讨论。

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话语的引入，对于当时面临困顿或疑惑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来说算得上是一场及时雨。让人们看清了无视或遮蔽差异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平等，但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平等的实现机制，始终是个难题。女性主义认为提高性别意识和敏感度，而非追求不切实际的、虚假的“去性别化”，或许才是平等的要义。这种平等叙事上的反转，恰恰与中国转型社会私人生活日益占据重要位置的趋势相吻合。第一代“去性别化”的平等叙事框架中私人生活的缺席，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个体主义崛起背景下女性的平等诉求，它要求直面性别差异并重塑差异的应有价值，同时对于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反思，某种程度上瓦解了与生俱来的关于性别/女性的种种文化规训的正当性，给女性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性别平等实质上属于一种差异的平等，它强调性别是一种需要“被看见”的“处境”。也就是说，平等并非一定要找一个模板，并朝着那个既定方向生长，而是保留并包容彼此的差异性，尊重并挖掘各自的价值。近二十年来，国内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女性私人话题，如母职、生育体验、身体欲望等在公共空间得以讨论和分享，一系列女性主义分析概念也逐渐进入网络流行话语，表明以差异的平等为核心的第二代平等叙事框架已纳入新的性别文化。

从差异的平等走向自主的平等

然而，差异的平等在实践中如何落地，远不如在理念上那么清晰可行。例如，三孩政策出台之后，近年来一些城市或企业为了表达对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双重鼓励与支持，特意设置了“妈妈岗”，却引来众多争议甚至批评。尤其是当看似更具进步意义的“性别敏感”日益与身份政治捆绑在一起，随着西方的“政治正确”思潮愈演愈烈，近十多年来在数字时代流量导向的社交媒体和算法技术的推动下，差异的平等不断被无端引向激烈的性别对立、撕裂和站队，基于不同性别“处境”的群体之间越来越难以形成理性的对话空间和氛围，这种“极端化”趋势不仅不利于平等的实现，反而会破坏既有的社会团结。

在“极端化”的网络生态和语境下，与其在平等与差异的旋涡中陷入无果自证或缠斗，不如寻找新的叙事框架，而走向自主的平等或许是摆脱平等与差异悖论的可能出路。自主的平等不再受制于流行的平等话语约束，而是将平等的定义权交回给自己，甚至可以悬置对平等的争议或执念。事实上，在所谓Z世代（“95后”）年轻人这里，平等这个词的出镜率已然不高，更多时候被“我想要”“我觉得”所替代。在他们看来，性别可能更重要的不是一种权利或处境，而是一种体验；平等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也不是一种价值理念或制度安排，而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问题不在于真正的平等应该“去性别化”还是“性别敏感”，而在于平等本身的标准应该自主来选择，如同关于性别或者“完美女性”的定义不需要外界来贴标签一样。这种将“主体性”视为核心的平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消解了启蒙以来经典的平等含义。近些年来网络上各类“大女主”形象或“独立女性”话语的流行，可以视为这种新的平等叙事的表达。

然而，有趣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所谓“清醒大女主”幻化为“搞钱搞事业”“不婚不育”的“大女主爽文”，“独立女性”似乎陷入了新的一重枷锁，她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搞定一切。这类“爽文”在强调个体选择的自主性时，却忽略了其背后更大的结构性困局——在种种“自愿”“自主”的选择背后，究竟有多少出于无法言说的无奈？因此，所谓自主的平等叙事如何能够真正将定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让它成为另一种“漂亮的虚设”？或许只有回到平等的初心——人的解放，即追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逃脱这一枷锁。而妇女解放之中国经验，也就是以解放为切入点带动平等，能为此提供新的启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佟新：性别教育的回响：行动的三十年

1995年，我有幸参加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当时，我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博士生，参加了“女教授和女大学生”和“妇女群体与妇女救助”两个论坛。1997年，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使我有机会实践性别教育的理想。北京世妇会对我最大的启发是感受到大学性别教育的重要性，在大学开展性别平等教育不仅是因为大学教育中性别教育有所缺失，更是个人在教学中的种种境遇，促使我进行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行动实践，通过教学和学生一起思考自己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开创性别平等实践的可能空间。1998年，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社会性别研究导论”；1999年，将这门课开设为全校通识教育课程。经由这门课，我近距离地接近了当代大学生，通过他们的课堂提问和讨论、课下交流、小组作业和期末论文，深刻感受到教育和时代变迁带给当代大学生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和年轻人勇于性别平等实践的行动力。

站在2025年回望这门课走过的近三十年，是社会变迁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大学生性别平等意识从“觉醒”到“行动”的三十年。20世纪90年代末，课堂讨论更多围绕“什么是社会性别和性别平等”；21世纪初，焦点转向“为什么需要性别平等”；如今，学生们追问的是“为了性别平等，我们能做些什么”“如何实现性别平等”。这种转变背后，是教育目标的悄然升级——从知识传递到能力培养，从观念塑造到行动赋能。这使我相信，迈向性别平等是从点滴的行动开始的。

课堂作为“方法”

在“性别研究导论”的课堂上，通过引领学生关注父母辈的经历，既了解历史，也关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性别分工和性别合作。这种“方法”对于大学生理解两性关系和性别平等的路径具有意义。不少学生对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进行访谈，以了解两性在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中的困境与解决办法。这些访谈形成的课堂作业构成了代际间有关性别观念的变迁史，积累出“代际性别叙事”中家庭内劳动性别分工的变与不变，成为当代大学生搭建反思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桥梁。

2013年，一位社会学系的张同学，对自己外公、外婆以及父母进行访谈，了解他们的工作变动与家庭照料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的外公和外婆皆是难得的大学毕业生，却两地分居。有趣的是，外公的工作基本没有变动，而外婆一直在换工作以求团聚和对家庭更好地照顾。最终，她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女性和男性的自我定位被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所限制。外公、外婆都认同“男性魄力大、胆大、更适合当领导，而女性相对细致、各方面考虑周到，因此更适合做具体工作”。当女性对自身的性别气质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并通过它来定位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职责时，为了家庭放弃工作发展的自我牺牲反而成为一种符合男女两性各自气质的合理分工。

到了父母一代，张同学发现，爸爸完全不存在家庭—工作的冲突问题，但对妈妈来说是存在的。“她很多年都在外企工作，早出晚归，也没有什么假期，挤压了家庭时间。但妈妈的选择有别于外婆当年的选择。妈妈几次换工作，并非家庭原因，而是因为公司搬走了，或是为追求更好的工资待遇等因素。直到妈妈最后一次换工作，其原因和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以关注自身的职业发展为主，而更多地考虑工作的稳定性，兼顾家庭，离家近。可以说，到了一定年龄，妈妈的选择回归到了传统思路，即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即使牺牲了一定的工作报酬也是可以接受的。”重要的是，学生观察到“面对家庭—工作冲突，妈妈前半段职业生涯作出的选择与外婆有所不同，但最终却有所回归”。

这种反思性和代际间的对话产生的冲击力，远胜过任何教科书上的理论阐述。它让大学生真切感受到，家庭的性别分工并非完全出于个人选择，而是充满文化、生活经历、个人处境等的多种社会建构。因此，性别平等的道路可能会反反复复，对性别平等的思考不仅需要理论和智识层面的学习，更需要现实层面的实践、反思和创新。这样的访谈作业几乎每学期都会进行，近年来，学生们更加关注自身的性别认同、亲密关系中的平等交往、大众传媒和网络平台中的性别关系变革。

相信行动的力量展望新的道路

大学生对于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兴趣多数是源于青春期对自身生命经验的关心和体验。他们会自发地展开学习，分享经验，寻找答案，并开始用行动实现自己的梦想。

一位女大学生分享自己建立学习小组的经历。女孩们首先在互联网上建立群聊，形成女大学生的女性主义探讨沙龙，延展成为一个“弱共同体”。她们平时会在群聊里分享关于女性主义的文章、新闻，也会讨论一些泛女性的时事话题。在作业中，学生“探究现今女性主义者的实践动力”，并将这种动力归因为“对理论和思潮的强烈兴趣以及实践的意愿和勇气”。

“相信”是教学过程中重要的体会，我在她们身上感受到力量。相信学生有力量和能力面对自己的困扰，相信他们积极寻找道路的能力，相信他们在实践中会用行动做出的改变。在2025春季学期的课堂上，一位理工科学院的女生从自身经验和访谈调查中发现，在高中和本科阶段学习理工科的女生存在社交的性别隔阂，即难以融入男性的社交圈，从而导致女性加入学术讨论、获取学习资源的难度增加，影响理工科学习与留在理工科领域的意愿。我和学生进行讨论，建议首先要建立起女生之间的支持系统，从自身寻找从困境中突围的方法。学生非常具有行动力，一方面，她在网络空间和身边人的交流中坚定而温和地为女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潜能发声，宣传客观、科学、有利于性别平等发展的性别观念；另一方面，她在校园里建立起理工科女生群，增强女生间的相互支持网络，构建出相互托举的社群。行动获得的收获是立竿见影的，在群里女生们共享课程资料和各种信息，在学习和生活中相互支持，大大增进了彼此的幸福感，不再感觉孤独。

改变是逐渐发生的，我们要相信未来。我常常想起那些毕业多年的学生。有学生在乡村支教时，特意给女孩开设“职业梦想课”；有学生成为律师，专打性别歧视官司；有学生在企业做HR，推动设立弹性工作制方便育儿；有学生回到高校，像我当年那样，在讲台上播撒性别平等的种子；还有学生编排了话剧《春逝》，描述一代女科学家的努力。《春逝》的话剧看得我热泪盈眶，感受到编导用心来展示女科学家面临的挑战和艰巨的工作。后来有学生送票给我，她是该剧的导演，和我说“当年上过您的性别课”，在感动之余，我感到一种确定性的温暖和幸福。她们的行动和实践也是一颗种子，将性别的议题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历史，感受到女性的力量。学生们的行动让我明白，教育最成功的实践行动，是让学生带着课堂赋予的勇气与智慧，在人生的旷野上开辟新的生活道路。

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会场上，有面墙的宣传栏写满了各国女性的愿望，要求平等、尊严与自由。如今，在学生们的实践报告里，我看到了那些愿望的回响——关于尊严，关于自由，关于每个生命都能不受性别的束缚，绽放应有的光彩。它让我相信，改变正在发生。平等从来不是等来的馈赠，而是一代代人用行动争取的权利。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王亮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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