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宁波80岁老农挖开儿子坟墓，取出破包直送北京，惊动中央

1951年春，宁波一位80岁老农老农，手拄铁锨，独自走进山坳，打开一座尘封24年的墓穴。

他从墓穴中取出一个破旧的包裹，然后将它送往北京，结果整个中央都震惊了。

他从坟墓中取出的包裹到底装着什么？这背后深埋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深刻故事？

少年志气

老人名叫张爵谦，他挖开的是自己儿子张静泉的坟。

1898年，张静泉出生在宁波府镇海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张静泉从小就热爱读书，在其他孩子嬉笑玩闹的时候，他就已经能默背《千字文》《弟子规》。

张父望子成龙，将他送进私塾的时候，曾对着老祖宗的灵位磕了三个响头，他说：“我再穷，也要让静泉读书，不做一辈子的庄稼汉。”

可是天不遂人愿，随着张家的愈发拮据，最后张父也交不起张静泉的学费。

那年，张静泉十四岁，他一夜未眠，最后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挣钱。

凭着亲戚的介绍，他进了上海老凤祥银楼当学徒，银楼虽是店铺，却也算是体面行当，至少不必风吹日晒。

他每日跟在师傅后头学磨银、打模、镶嵌，累是累，但他从不叫苦，别的学徒晚上倒头便睡，张静泉却借着店里的旧报纸，悄悄学起了字。

报纸对他来说像是一种启蒙，在字里行间他开始关注民生时事。

在目睹普通老百姓的困境之后，他心中生出了需要疑问，并且迫切地想要从书中得到答案。

直到他看到《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他觉得自己找寻到了命运真正的答案。

他不再满足于读书，他开始偷偷地写文章，给工人兄弟讲解书里的道理。

在老凤祥的几年，张静泉不仅学会了一门手艺，更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热血岁月

1922年，24岁的张静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改名张人亚。

加入党组织后，张人亚并没有选择隐藏在幕后，而是直接投身到最前线。

他先是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职，很快又被任命为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彼时的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金银业工人尤为活跃。

张人亚深知，只有让更多工人觉醒，联合起来，才能真正撼动资本的根基。

于是，他把组织金银业工人罢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他白天穿梭于各个银楼，与学徒低声耳语，晚上则在租界偏僻的小屋里，与同志们伏案拟定罢工宣言，撰写宣传资料。

1922年9月16日，在张人亚的筹备下，“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

1600多名工人代表集体到会，现场座无虚席，很多工人都觉得自己第一次有了依靠。

但是资本家们却拒绝了工人提出的“五条诉求”，更联合租界当局，企图强行镇压。

10月7日，金银业大罢工正式爆发，全上海三十多家银楼几乎同时停工。

数千名工人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要求改善待遇、废除包身制。

就在罢工进入高潮时，英租界巡捕和警察悍然出动，抓捕罢工领导，张人亚作为组织者之一，自然首当其冲。

他被捕的那一刻，没有反抗，只是平静地对身旁的一名同志低声说道：“记住，哪怕我不在了，罢工也不能停！”

牢狱中的日子并不好过，审讯、逼供、冷水与拳脚轮番上阵，可他始终咬牙坚持，没有透露出半点组织的秘密。

幸运的是，由于群众舆论压力与部分同情革命的律师介入，张人亚最终被释放。

刚出狱，他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找亲人，而是径直回到工人聚集区，继续组织下一轮抗争。

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危，也为了培养骨干，决定送他前往苏联深造。

在苏联，张人亚如饥似渴地吸收先进的革命理论，然后他迫切地想带回祖国，于是1927年，他悄悄回来了。

而此时的上海也早已不是五年前的上海，整座城市都被“白色恐怖”笼罩着。

他以“记者”身份筹办《平民日报》，一边对外宣传民众权利，一边秘密发展党员。

他还拉来弟弟张静茂，给他起了新名字“张矜平”，两人白天办报，夜晚伏案誊抄，几乎未曾合眼。

在党组织接连受创、资料频频丢失的危急关头，张人亚将所有关键文件集中封存，亲自带回宁波老家，交由父亲张爵谦保存。

谎言与守护

1927年盛夏，张爵谦正在院子里收拾农具，忽然听到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然后他见到了自己多年未见的消瘦的儿子张静泉。

屋内父子对坐，气氛凝重，张静泉从怀里取出一个黑色布包，仔细地放到桌上。

“爹，这里有一些东西，你一定要帮我藏好。”

“这……是什么？”张爵谦有些疑惑，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文件，”张静泉压低声音，“是党的资料，被人知道了，会杀头的，可它们，比命还重要。”

老父亲被“杀头”二字吓得心头一颤，脸色瞬间惨白。

“泉啊，你这是惹了多大的祸？这要是被人查出来……”

张静泉抬头望着父亲：“爹，我不能连累你，可我更不能丢了这些东西，若有一天我回不来了，请你一定记得，把它们交给共产党的人。”

张爵谦愣了许久，最终只是点了点头，那一刻，他的眼神变得复杂，既有担忧，也有一种深藏的骄傲。

他不懂什么是“共产党”，但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值得他拼命去守的事。

次日清晨，张静泉匆匆离去。

父亲送到村口，望着儿子背影渐行渐远，那背影被薄雾吞没前，他喊了一声：“泉，好好活着！”
风声呼啸，儿子没有回头，那是他们父子此生的最后一面。

张爵谦抱着那包东西，整整坐了一夜，三天后，村口传出消息：张大爷要“给不孝的儿子立坟”！

村里人都震惊了，谁不知道张大爷最疼的就是张静泉？

老邻居劝道：“张大爷，你这是咋了？你家泉儿不是回来过吗？”

张爵谦装出气急败坏的样子，拍着大腿骂道：“回来？回来气我！我叫他回家种地，他说要去外头‘造反’！我张家没这种不孝子！既然他不认我这个爹，我就当他死了！”

村里人面面相觑，只叹老头被气糊涂了，谁也没想到，那座“坟”，其实是一场精心的掩护。

夜色下，张爵谦和小儿子张静茂偷偷挖了个坑，将那个包裹密密封好，放进自制的木匣，再用棺盖盖上，伪装成衣冠冢。

墓碑上，他没有写“静泉”两个字，只刻了“张泉之墓”，那一个“静”字，被他故意省略。

“我不忍咒他死。”老父亲擦了擦泪，“留个‘泉’字，算是盼他平安。”

几十年过去，形势几度更迭，搜查与风言风语从未间断。

张爵谦无数次想把东西转移，却又害怕暴露，为了以防万一，他三次夜里挖开坟墓，换地方藏，又悄悄在坟前种树做标记。

那棵树从小苗长成了参天老槐，见证了他24年的孤守。

亲手挖坟

直到1951年的那个春天，已经八十岁高龄的他，突然对儿子张静茂说：“把你哥的坟挖开吧，我得把那包东西交出去。”

张静茂惊愕不已，问：“爹，您不是一直说不能动吗？”

老人长叹一口气：“我这把老骨头快不行了，国家现在好了，得把泉的东西，送回他的人那里。”

第二天，张静茂带着几名村干部和镇政府工作人员，来到了那座熟悉的墓前。

张爵谦手指微微颤抖着，亲手取出了坟墓里埋藏的那个包裹，把它交给政府人员。

政府人员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发现里面有一份份泛黄但保存完好的文档，标题上写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中国共产党章程》。

原来这些就是珍贵的原本，包裹被连夜送至宁波，随后层层汇报，转送上海，再由专人护送至北京。

几日后，中共中央内部会议上，这批尘封已久的文献被摆在了高层案头。

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多位领导看到资料的那一刻，无不动容。

因为他们都清楚：这不是一般的“历史文件”，而是早已被视为“失落”的、我党最早期组织建设的重要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根与魂”。

这些文献弥足珍贵，部分文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它也被分别列为二级、三级保护。

中央档案馆与国家博物馆纷纷出动专家进行整理与数字化封存，以防遗失，而张人亚的名字，也随这些资料一起，再次被党史记忆唤醒。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整个资料归档过程中，相关人员却始终没有找到张人亚的去世记录。

直到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静茂的孙女在阅读旧报纸时，发现一篇刊登于《红色中华》的悼文，文中写道：

“张人亚同志，于1932年冬前往福建长汀途中因病殉职，年仅三十四岁。他忠诚、勇敢，长期承担党的出版印刷工作，是苏区最重要的革命干部之一。”

原来他早在1932年便已壮烈牺牲，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葬处，至今是谜。

由于当年通讯不畅、山路险恶，同行者只能就地掩埋，连具体地名也无从确认。

而张爵谦，在完成儿子的托付之后，不久也在村中辞世。

如今，在宁波北仑的霞南村，那座曾经藏有秘密的“空坟”早已修缮为纪念碑，旁边建起了“张人亚故居”和“党章学堂”，每年都有无数人前来凭吊。

而在国家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那只被岁月染黄的《共产党章程》，静静躺在玻璃柜中，诉说着一段尘封半世纪的信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