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生肖文化探源

（来源：人民论坛）

转自：人民论坛

【摘要】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符号，经过数千年演进，通过对历法制度的整合和区域文化的交融，超越了单纯的纪时功能，成为蕴含丰富文化意涵的中华文明标识。十二生肖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社会心理和伦理观念，建构起一个以“天地人”三才为核心的象征体系。时至今日，十二生肖仍发挥着文化纽带作用，在增强文化认同、承载个体美好期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西文明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十二生肖 十二支纪年 文化象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符号之一。具体而言，十二生肖即是由十二地支配十二禽，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犬）、亥猪（豕）组成的稳定系统。其核心特征在于以动物象征抽象时空秩序，主要用于纪年、纪时，亦在民俗上被用于描摹个体的生命历程，不仅见于典籍记载，还闻于街谈巷议。然而，这一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起源何处，至今众说纷纭。

十二生肖溯源

宋时，朱熹曾问其弟子蔡季通云：“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而蔡季通则含糊其辞，窘不能答。此后，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清人赵翼《陔余丛考》等笔记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可见，历代文人对十二生肖起源颇感困惑。

在《诗经》中，其《小雅·吉日》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的记载，形成“午”与“马”的对应。《礼记·月令》中则有“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气”的习俗，这意味着动物形象正在逐步与时间秩序产生关联。

传统观点以东汉王充《论衡》为最早系统记载十二生肖的文献，其《物势篇》云：“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记载了十一生肖与地支的对应关系，而《言毒篇》的“辰为龙”，则补全“辰龙”，形成完整序列。①

近年来简帛文献的出土，将十二生肖形成的年代大为提前。199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大批秦简。其中的《日书·盗者》章记载十二支占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巳虫、午鹿、未马、申环、酉水、戌老羊、亥豕，②其中虫即蛇，“环”应读为猨，即猿猴之一种，可见十二支的搭配已有七个与传说一致。辰支缺载，可能是辰配龙，而龙为天子，因避讳未提及。午鹿、未马，则不免使人想到秦末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日书》，十二支配禽，除巳配鸡、申配石，辰缺载外，其余的全与传统说法一致，而放马滩同篇简文中的“酉”日所配之禽亦为“鸡”，可见巳配鸡当属误抄。③2000年，湖北随州孔家坡亦有出土简牍《日书》，十二支配禽几乎与睡虎地完全一样，④但不同于放马滩。

《日书》中的十二支配禽有以下特征：第一，十二支是纪日而非纪年。第二，从目前的材料看，形成现今所见十二支对十二禽的固定搭配可能是在东汉时代；而从战国秦汉的《日书》的不同搭配看，十二支配禽的年代应该更早，早到《诗经》的年代也很有可能。第三，目前发现的十二支配禽较完整的材料全都出于数术文献，其很可能是数术家的发明。

《太平经》卷111《有德人禄命诀》记载：“寅申之岁，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不得相比。所以然者，寅为文章，在木之乡，山林猛兽，自不可当。但宜清洁，天遣令狩，不宜数见，多畏之者，名之为虎。”⑤又说申年之人就像猴子，胆小谨慎、尤惧黑夜和人多，但又动作敏捷、行事果断，“能缘木上下”。这是文献中较早记载干支生年与个体生命的吉凶福禄，与十二生肖占个人命运是一脉相承的。

从文献记载的十二生肖所搭配的禽兽、阴阳五行的构成原理等要素看，毫无疑问，十二生肖起源于中国本土，在汉代基本形成今天意义上的十二生肖文化。其以纪时的十二地支为框架，以十二禽兽为基本符号，以个体命运为核心内涵，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成为中华文明的典型象征之一，并远播域外，影响至今。

十二生肖“天地人”意涵的建构

滥觞于数术领域的十二生肖，其生命历程未止步于单纯的纪时或占卜符号，在与中国古代核心宇宙观、社会礼俗及个体生命体验的长期互动中，被赋予更深层的文化意涵，最终建构起一个以“天地人”三才为核心的象征体系。

古人“仰则观象于天”，对天体运行秩序的认知与模拟，是构建其宇宙观的基础。在发展过程中，十二生肖与这种“天道”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联系，成为具象化宇宙时序的重要符号。

早期数术，特别是式占之学，将十二地支及其所配动物纳入模拟宇宙运行的框架之中。如汉代流行的六壬式盘，其地盘列十二辰，即与十二生肖动物相对应。方术家通过观察天盘与地盘的运转关系，结合十二辰、二十八宿、五行生克等因素进行占断，其核心在于通过符号化的宇宙模型来解释和预测人事。十二生肖在此扮演了标记特定时间宇宙状态的关键角色，承载了“天道”运行的节律信息。

汉唐时期铜镜纹饰的发展，为十二生肖的“天文”象征意义提供了直观的图像证据。“四神十二生肖镜”镜背以TLV纹或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标示宇宙四方，外圈则常环绕十二地支铭文或十二生肖动物图像。常见的唐代天象镜，其图案由内而外依次为四神、十二生肖、八卦、二十八宿，展现了一个以镜钮为中心、层层展开的宇宙图式。十二生肖在此不仅是纪时的符号，而且是宇宙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星宿、方位共同昭示着天道秩序。

“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万物生长的载体，亦是生命繁衍生息之所。十二生肖与“地”的关联，突出地体现在其作为守护神祇，确保一方安宁、护佑生命福祉的社会功能上。

汉代大傩仪式，是一种旨在驱逐疫鬼、扫除不祥、安定一方的礼仪活动。《续汉书·礼仪志》载，大傩时有方相氏率“十二兽”作逐疫之戏。这些“十二兽”之形象与后世十二生肖动物多有重合，其核心功能在于“索室驱疫”，即安定家宅与社稷，可视为十二生肖早期进入礼仪层面，并被赋予辟邪护佑功能的重要源头。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十二生肖俑逐渐成为墓葬中常见的随葬明器，至隋唐达到鼎盛。考古发现的生肖俑，在墓室中按照特定的方位和顺序，通常为顺时针围绕棺椁排列，其主要功能已从单纯的纪时，转向更为重要的镇墓、辟邪、护佑亡魂。此外，十二生肖在丧礼择日中亦为重要工具。明清县志多载，民间“以六轮经辨别死者生肖所忌”择定殡殓时辰，考虑生者生肖，以避开不利日期。

这种将十二生肖动物神格化，用于“安土”“安魂”，并以十二生肖避煞的方式，深刻地反映了其作为“地祇”守护力量的文化建构。

十二生肖与人的生命周期、个体命运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关联，集中体现为“本命”信仰的形成与普及，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丰富民俗事象。

道教的经典《太平经》，是目前所见将十二生肖与个体生命周期进行系统关联的最早文献之一。其《有德人禄命诀》已出现将人的生年与特定的生肖动物相对应，并据此推断其性情、寿命与运势的论述。

所谓“本命”，即指个人出生年份的干支和生肖。围绕“本命年”，即个人生肖与当年太岁生肖相同的年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复杂的信仰习俗和行为禁忌。民间普遍认为本命年“值太岁”，容易遭遇各种不顺和灾厄，故需采取诸如穿戴红色衣物饰品，或举行特定的祈福禳解仪式等方式来化解。北周宇文护之母阎氏寄书提及“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⑥说明南北朝时以生肖代生年已颇为普遍。可见生肖已经融入个体生命节律的认知之中。

此外，十二生肖还广泛应用于传统社会的婚配习俗，如生肖合婚；性格分析，如认为属虎者勇猛，属兔者温顺；运势预测，结合流年太岁与个人生肖的冲合关系等方面，指导社会交往和人生抉择。在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戏曲、年画、剪纸等文艺形式中，十二生肖的形象更是千姿百态。可以说，十二生肖是承载个体生命关怀与寄托的重要文化载体。

十二生肖展现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之一，十二生肖超越地域、方言和习俗差异，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点。每逢春节，以生肖为主题的庆祝活动遍及全国，在共同的文化氛围中辞旧迎新，展现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十二生肖文化充满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对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注。从“本命年”的诸多禁忌与禳解习俗，到生肖合婚的考量，又以生肖推断性格、预测运势等民俗，体现出个体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深切关怀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这种将个体生命纳入一个循环往复的时间序列，如十二年一轮回，并赋予其特定动物象征的做法，既承认生命的周期性，又为个体提供心理慰藉，承载着趋吉避凶、祈福禳灾的集体心理，反映人类追求秩序与希望的共同愿望。正因如此，时至今日生肖文化仍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和关注。

十二生肖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天地人”和谐统一的整体性思维与循环时间观。作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十二生肖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如将其融入现代艺术设计与文创产品，焕发新生。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乃至亚洲各国普遍认同的文化元素，十二生肖既是增进我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向心力的有效载体，又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促进文明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力量。

总之，十二生肖从古代星象观测、农耕节律和万物有灵的信仰中孕育而生，随后与中国传统“天地人”三才思想深度融合，构建起宏大的象征体系。天地人和谐统一的文化内核，赋予了十二生肖人文的温度。深入挖掘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对于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要作用。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梁艺馨，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①黄晖撰：《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8、957页。

②③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1）、（4），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7-479页、第19-20页。

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⑤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47-549页。

⑥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69-170页。

责编/陈楠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