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都昌县苏山乡新屋余村：明朝进士余濂

传家训扬新风之49 ▏苏山乡新屋余村：余濂故里觅余影

余氏“家范”言：治家犹治国，礼法不可一日无之，为尊者以身教为先，一言勿妄发，一事勿妄行，俾子孙以为准则。

都昌廉政教育基地廉政文化展室余濂展版

明代中期的都昌人余濂，曾先后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巡按辽东、江苏武进县知县、苏州府同知等官职。

都昌人杰地灵，江万里、刘锜、陈澔等历史名人彪炳史册，余濂说不上声名显赫。

在余濂的故里都昌县苏山乡坡垅村委会新屋余村，余濂几成妇孺皆知、光宗耀祖之人。

在宗谱里、在遗迹里、在村民的讲述里，我们可以寻觅这位敢言直谏、安边有功的明吏日渐远去的背影。

一处《明史》的谬误

在浩繁的《明史》中，关于余濂有寥寥数语载录：

余濂，字宗周，都昌人，弘治六年进士。武宗时，终云南副使。

余濂终其一生官秩六品，他能列入《明史》是因了巡按辽东时，与明孝宗时一桩惊天大案“张天祥案”相涉，而附于地位比他显赫的王献臣之后列传。

《余氏宗谱》余濂世系

明孝宗弘治年间，北疆常有蒙、满诸部骚扰。

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余濂作为浙江道监察御史被派往巡按辽东，巡视长安、长静、长宁三堡（今吉林省扶林县一带）。

由于城堡建在河滨，激流冲刷，常被冲圯。余濂发动驻军和当地百姓，按品字形在河边植柳三十一万余株，挡防激流，涵养水土，既围城堡，又益耕种。

余濂为此喜吟《巡边插柳》诗：“十里边城十里台，塞下轻骑几度来。且将杨柳深深种，他日桑麻此作媒。”

这些杨柳葳蕤成荫后，辽东人敬称为“余公柳”，并立庙祀之。

余濂巡按辽东时，与“张天祥案”劈面相逢。

原辽东都指挥佥事张斌因罪而丢官，其孙张天祥纳粟得祖父之职。张天祥因劫营乱杀无辜，冒报功劳被告发，当时的巡边御史王献臣正欲勘查时，被调他职。

明孝宗新派余濂巡按辽东，与大理寺丞吴一贯、锦衣指挥杨玉一道办查此案，结果张斌定死罪，张天祥病毙狱中。

后来孝宗皇帝听信特务机构东厂的诬告，而为张斌、张天祥翻案，将王献臣等拘逮后贬谪，余濂贬为云南布政司照磨。

弘治十八年五月，明孝宗驾崩，明武宗即位。

武宗大赦天下，余濂因而得免，没有赴偏僻之地的云南就职，而是官降一级改任了江苏武进县任知县，一年许，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补授苏州府同知。

此时，“张天祥案”的另一受谪者王献臣已辞官归隐于苏州，购地兴造拙政园。

“拙政”的得名，是晋朝《闲居赋》有“拙者之为政”之语。

其实，当王献臣、余濂这对同榜进士、同案遭贬的宦海知己在拙政园相叙时，“拙政”何曾不是他们刚正不阿、不附权贵秉性的坦陈。

如今的“拙政园”与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一起，成为中国的四大名园，并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都昌人余濂见证了拙政园的亭立阁造、石崎桥坦，数年后，母亲翁氏故去，余濂回家服丁忧，尔后病逝长眠于故里。

余濂故居处

《明史》中载余濂“武宗时，终云南副史”，与余濂的终任不符。省志、府志、县志和家谱对余濂的生平载录，均未采纳此说。

两段生与死的传说

余濂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出生于都昌苏山新屋余村，但他入仕前却成长于邻村的另一个余姓村庄，以至这个村因他而改称“余濂排村”。

在新屋余村，广为流传着一个余濂小时候“遇毡走路、遇‘个’识字”的传说。

新屋余村祖祠

新屋余村民居

相传余濂八岁前还不会独立行走，生性愚钝。

八岁那年，母亲翁氏抱着余濂去相邻的村上看戏，期间母亲小解，便将儿子蹲坐在后台的毡毯上。

一会儿翁氏回来找余濂，小儿却不见了。情急之下找到前台，竟见儿子在直立行走，令为人母者大喜过望。

回家的路上，余濂指着湖滩上候鸟留下的爪印，指认是“个”字。翁氏感念该余村是儿子开窍的福地，便将余濂送至村上一门亲戚家抱养，在余濂排村长大成人。

余濂排村数年前池塘边还可见一棵相传余濂手植的柳树，相传虬枝上挂过余濂的官靴，后来硬化村民文化场地时毁斫。

余濂“遇‘个’识字”这个传说有一点经不起琢磨，“个”字明代繁体写作“個”，与鸟之爪型相距甚远。

在新屋余村的祖祠旁，有一块荒弃了的宅基地，1938年出生的余松恒老人说，余濂的故居就在此处。

抗日战争时，日寇侵扰新屋余村，焚烧了余濂故居的主体，后来村上重修了一次。

上世纪七十年代，余松恒是生产队的会计，常在此屋记工分，酷暑难耐的夏夜，身处余濂故居，竟然没有蚊子叮咬。

1983年一场龙卷风，将余濂故居夷为平地。

传说中的余濂湖滩识字处

余濂排村池塘

新屋余村也有一个关于余濂之死的传说。

余濂的吏治生涯大多在监察御史任上，他自知他的不徇私情、不媚权贵得罪了不少人，在故里病逝前他留下遗言，莫让外人知他身葬何处，以免遭仇者的抛坟之辱。

据说余濂入殓时，回避了八仙近棺，操持殓事的只有身边的至亲。以至新屋余村沿袭这个殡葬之习，亡故之人入殓时，八仙避而不见。

直到2008年，有的人家至亲偏少，难于操持一应殓事，才改了抬棺的八仙可介入。

余濂出殡时，相传有七口棺木，尸首入殓的那口，由余濂的女儿插了根绣花针，以标秘记。

清代编纂的《都昌县志》记载余濂墓在“安定庙前”，2002年10月，都昌县文史专家罗水生一行赴新屋余村考察余濂墓，在离村不远处，原新妙湖新洲垦殖场的一处荒草丛生之地，拜谒了余濂墓。

墓碑上的小字已被岁月的风霜侵蚀得难辨，中间一行竖刻篆字可识“明前监察御史苏州府同知余濂墓”的字样，显然从碑体细辨，不是原墓碑。

“文革”期间，余濂墓遭当地“造反派”掘挖，墓碑被人抬去做了池塘沿的搓衣石，罗水生先生见到的，是后来从池塘沿搬回的墓碑。

“文革”那次的开棺，当地村民一说棺椁里发现一把宝剑，剑伴英灵，喻指余濂生前嫉恶如仇，锋芒毕现；

一说棺椁里发现了一具铜制“风波箱匣”，定风波之物长随英灵，喻指余濂对世间歪风有镇风息波之威。

余濂一生忠于朝廷，恪尽职守，无论是履监察御史之职匡正时弊，还是尽巡按辽东之责平乱安边，皆功勋卓著。

在新屋余村的祖祠正厅上方，悬挂一方“代天巡狩”的木匾，是当朝褒扬余濂功勋的见证。

原匾被现在九江生活的一外村余姓后裔保存，祖祠悬挂的是仿制件。

祖祠“代天巡狩”匾

关于余濂之死，至今有一个未解之谜：卒于何年？宗谱没有记载，史册亦无考据。

三篇直谏的奏疏

清康熙朝编纂的《江西通志》中载录余濂著述传世，“立朝上章有《陈愚录》，巡按辽东有《安边集》”。

在清代编修的《都昌县志》和《余氏宗谱》里，辑录了余濂担任监察御史时向明孝宗上的三篇奏疏。

村小学

在《全外戚疏》中，余濂掷地有声，一身正气。

《全外戚疏》指斥孝宗“惑枕上之私”，把张皇后两个弟弟张鹤龄、张延龄无功受禄，一封侯，一封伯，使外戚一门贵盛，达到“祖宗以来，外戚之盛未有也”。

余濂犀利的笔锋直指器重提拔自己的孝宗皇帝：“夫王者，祖宗之天下也；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岂可容法度于私戚哉。”奏疏建议孝宗皇帝将张氏兄弟“削去现爵，发还乡里，使之履历艰难，谙练世故，以息人心之怨，消天道之愆。”

孝宗皇帝对余濂的奏疏没有采纳，这也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后来，张氏兄弟在明世宗嘉靖十二年被治罪，一个病死狱中，一个斩于西市，应验了余濂奏疏中的预言：“势之逼者，疑之渐；宠之极者，危之阶，自古以来未有不败者也。”

在《陈六事奏》中，余濂披肝沥胆，献策兴邦。

所谓“六事”，一是近接儒臣。伏愿孝宗“至于人才之进退，边将之调用，利害之兴革，凡关乎政务之大者，与之谋议而后行之。”

二是辅翼皇储。对作为“家国天下之本”的“储君”皇太子，“涵养气质，熏陶德行”。

三是增取进士。每年增取进士50名。

四是慎重民牧。重用贤流，“使民牧得人”。

五是行查诏书。对官吏挪移侵欺、违制征收，“许被害人等指实陈告，论以脏罪”。

六是措拔人才。对罢黜为民的一批进士宥过收用。

在《题请陈澔从祀奏》中，余濂推崇理学，荐祀乡贤。

元初的都昌人陈澔，著有《礼记集说》，成为明清两代科举的必读之书。

余濂力陈朱熹、程颐、蔡沈、胡安国皆因注经而从祀于孔庙，唯陈澔没有从祀。

陈澔“伏世立教之功大矣。然邑里无香火之祠，孔庙无从祀之典，何哉？”

虽然明孝宗皇帝并没纳而办之，陈澔直到清雍正二年才入孔庙奉为先儒，但余濂情系乡梓之情溢于言表。

余濂排农家庭院杮树

明孝宗为宠落人心，对余濂的奏疏虽未纳谏，但在敕命中盛赞余濂“按部有声，久负澄清之态；犯颜无隐，屡陈忠告之言”。

在新屋余村保存的《余氏宗谱》里，辑存《封余濂修职郎敕》《封余濂文林郎敕》，以及对他已故父亲余嵩褒文林郎，对当年健在的母亲翁氏、妻子高氏分别褒封孺人的敕书。

“慷慨当锋骂贼时，一门声阶重华夷。虎奔血满长城窟，龙化尸浮止水池。王蠋忠魂无地挽，比干义胆有天知。近来得拜宫墙下，重续文山集杜诗。”

这是清康熙年间修撰的《江氏大成宗谱》卷一收录的余濂的《谒双忠祠》，是余濂拜谒同为都昌人的南宋爱国丞相江万里和其弟江万顷的诗。

当我们在余濂故里探访余濂的故事时，余濂的“义胆”天知人知，令后人敬仰……

余松恒（左一）、罗水生（右二）和本文作者（右一）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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