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瀍河】汉魏文章半洛阳

“汉魏文章半洛阳”这一说法形象地概括了洛阳在汉魏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多个朝代的都城，洛阳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文化精英的聚集地。从西汉贾谊的赋开始，到北魏文学的繁荣，洛阳见证了汉魏晋北朝的辉煌发展。 01 两汉赋藻驰文囿 西汉时期，洛阳已显现出文化中心的潜质。洛阳才子贾谊作为西汉初期的重要文学家，其《吊屈原赋》《鵩鸟赋》等作品虽创作于长沙，但其思想与文风对洛阳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贾谊的政论文如《过秦论》等，体现了洛阳地区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张衡《二京赋》云：“小说百家，本自虞初。”西汉洛阳文人虞初被称为小说创作的鼻祖。虞初所作《周说》，共计943篇，原书失传。据东汉人应劭所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就是说虞初是根据《周书》写成小说《周说》。因此有人估计《周说》很像是一部通俗的周史演义。《太平御览》《周书》三则，其写作风格类似于《山海经》，被认为是虞初的佚文。后人有以虞初为小说命名的，如《虞初志》《续虞初志》《虞初新志》等。虞初的《周说》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东汉建都洛阳，使其正式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班固、班昭、班彪“三班”的史学与文学创作，尤其是《汉书》的编纂，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同时也是不朽的文学名著。张衡作为科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其《二京赋》《思玄赋》等作品展现了东汉赋体文学的高度成就，同时他的科学著作也体现了洛阳知识分子的多元发展。 《古诗十九首》作为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虽作者不可考，但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体验，与洛阳城市文化密切相关。《青青陵上柏》云：“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驱车上东门》云：“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这两首诗描述了洛阳城市风光，两宫指的汉代洛阳南宫和北宫，上东门是东汉洛阳城东垣北起第一门。 《古诗十九首》作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杰出代表，以其质朴自然的语言艺术、深沉真挚的情感世界、丰富多样的意象系统和成熟完善的五言形式，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组诗歌不仅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而且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02 建安风骨洛阳魂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产生于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以曹操、曹丕、曹植（三曹）和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七子）为代表。 洛阳与建安文学密不可分，洛阳作为东汉和曹魏的文化中心，为建安文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创作传统；洛阳在战乱中的命运成为建安文学的重要题材，许多作品都反映了都城的沧桑变化；洛阳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象征意义，使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了更深广的历史维度。 曹操年轻时在洛阳为官，后任司隶校尉、河南尹，一生主要活动在洛阳，他的许多诗作如《蒿里行》都反映了对洛阳的感慨。曹丕、曹植兄弟都是在洛阳出生的，洛阳也见证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 建安七子中，王粲曾在洛阳避难，他的《七哀诗》描写了洛阳遭董卓焚毁后的惨状；阮瑀曾任洛阳令。这些文人在洛阳的经历，使他们亲眼看到了都城的兴衰变迁，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出深沉的历史感和现实关怀。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慷慨悲凉”“风骨遒劲”为主要特征，被称为建安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指出了其情感真挚、气势雄浑的特点。建安文人突破了汉代辞赋的华丽铺陈，转而关注现实生活和个人情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荡和人生感慨，风格刚健清新。 曹操的《短歌行》《蒿里行》等作品展现了其政治抱负和人生感慨；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著之一，他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反映了建安文人重视个性表达的文学观念；曹植的《洛神赋》则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 《洛神赋》创作于曹魏黄初年间，赋文以洛水之神宓妃为对象，通过人神相恋的艺术想象，展现曹植对理想与现实的深刻思考。其艺术成就不仅在于辞藻华美，更在于将赋体的铺陈传统与个人化抒情结合，开创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新境界。《洛神赋》成为建安文学“以情纬文”的典范，至今仍焕发着跨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03 正始文学与玄学 正始文学产生于洛阳，是曹魏时期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9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形成的一种文学风格和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嵇康、阮籍等为代表人物，其作品以清峻超逸、自然通脱的风格著称，内容多涉及人生哲理、自然情趣和隐逸思想。 玄学是从洛阳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玄学融合了道家思想和儒家经典，强调“以无为本”“得意忘言”等观念，对正始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它促使正始文学关注人生的本质和意义，作品中常见对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感慨，如阮籍《咏怀诗》中“人生若朝露”的感叹。在艺术风格上，玄学的“言不尽意”观念影响了正始文学追求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作品往往言简意赅，留有余韵，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简洁而富有深意的文字。 正始文学还为玄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表达形式和阐释角度。文人们在创作中不仅接受玄学思想，还通过文学想象和艺术创造对玄学进行丰富和发展。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将玄学思想应用于音乐理论，拓展了玄学的应用领域。 正始文学与玄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如嵇康的《养生论》既是一篇玄学论文，又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体现了哲学思考与文学表达的完美结合。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则通过文学形象展现了玄学的理想人格。这些作品都显示了正始文学与玄学在深层次上的融合。 04 太康文学竞风流 太康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指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年—公元289年）及其前后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洛阳作为西晋的都城，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文化艺术的聚集地，而金谷二十四友则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人团体。这一团体以石崇的金谷园为活动中心，聚集了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雅士，包括潘岳、陆机、陆云、左思等文学大家。 潘岳以诗赋见长，其《闲居赋》《秋兴赋》等作品情感细腻，文辞华美；陆机、陆云兄弟来自东吴名门，他们的文学创作融合了南北文风，陆机的《文赋》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左思则以《三都赋》闻名，其“洛阳纸贵”的典故流传千古。 金谷二十四友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赋、文等多个领域。在诗歌方面，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建安风骨，形成了“太康体”诗风，讲究辞藻华丽，对仗工整。潘岳的《悼亡诗》开创了悼亡题材的新境界；陆机的《赴洛道中作》则展现了深沉的哲理思考。 赋体文学是金谷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就领域。左思的《三都赋》以宏大的结构描写魏、蜀、吴三都的盛况，体现了赋体文学的最高成就；潘岳的《西征赋》《秋兴赋》等则开拓了抒情小赋的新路。他们的赋作既有对汉代大赋的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 05 北魏洛阳文学的复兴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推行汉化政策，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文化中心。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作品，既是对洛阳城市文化的记录，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北魏洛阳文学融合了北方民族刚健质朴的气质与南方文学的精致优美，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为隋唐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木兰辞》代表这一时期的最高文学成就。《木兰辞》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创作的乐府民歌，后由宋代河南府（洛阳）法曹参军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 《木兰辞》采用了中国传统叙事诗中少见的完整故事结构，从木兰“当户织”的平静生活开始，经过代父从军、征战沙场、立功受赏、辞官还乡，到最后“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戏剧性结尾，构成了一个首尾呼应、情节完整的叙事闭环。这种完整的叙事结构在当时民歌中极为罕见，显示出作者高超的叙事驾驭能力。 诗中叙事节奏把握精妙，详略得当。对木兰从军前的心理活动和准备过程描写详细，如“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通过排比手法营造紧张氛围；而对十年征战过程则一笔带过，“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以简练的语言概括漫长岁月，形成强烈对比。 《木兰辞》保留了北方民歌质朴生动的语言特色，运用大量口语化表达和民间俗语，如“唧唧复唧唧”“阿爷无大儿”等，使诗歌充满生活气息。同时，诗中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也极为出色，如“关山度若飞”“寒光照铁衣”等，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 《木兰辞》最突出的思想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塑造了一位智勇双全、忠孝两全、性格坚毅、淡泊名利的女性英雄形象。作为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典范，《木兰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来源：洛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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