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参考消息网10月16日报道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10月13日报道，去年8月一个湿热的上午，比伦·亚达夫正独自在新德里郊区古鲁格拉姆的家中，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电者是一名女子，自称是印度电信管理局工作人员。来电者似乎对这名77岁的印度空军前军官的情况了如指掌，准确报出了他的住址、身份证件编号和税务账户号码。“您名下一部手机正在发送危害国家的信息，”来电者说，“除非网络警察能证明您的清白，否则我们只能冻结您所有的手机号。”
这便是亚达夫遭遇“数字逮捕”骗局的开端。这是一种专挑印度有钱人下手的精心设计的骗局，绝非小打小闹地捞点钱就走。去年8月，一名前银行家称自己被骗走2.3亿卢比（约合260万美元）。印度政府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此类骗局造成的累计损失已达258亿卢比。
如果根据全球趋势判断，实际情况可能要严重得多。
海牙非营利组织“全球反诈骗联盟”的一项调查显示，仅28%的金融诈骗受害者会向执法部门报案，而五分之一的受害者甚至没有试过把钱款追回来。原因很简单：尝试追回损失的人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利用网络恐吓
印度飙升的青年失业率、普遍的腐败和明显的财富不平等为“数字逮捕”骗局制造了温床。骗局泛滥所带来的伤害深远而广泛：对受害者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财产损失，也意味着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而且，随着人工智能、加密货币涌入等因素叠加，本已严峻的局面或将进一步恶化。
据全球反诈骗联盟统计，诈骗已成为一种年规模达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与常见的“购物诈骗”或“杀猪盘”不同的是，“数字逮捕”的做局者从一开始就使出“雷霆一击”——让脆弱个体感受到来自执法部门的强大压力。骗子不会直接索贿，而是要求受害者“证明清白”。受害者在巨大恐惧和心理冲击下，会自愿通过正规银行渠道向骗子转移巨额资金。
犯罪分子隐藏在隐秘网络中，这种分散式运作模式使其难以被锁定和打击，尤其是当犯罪集团由境外操控时。印度斯克罗尔新闻网站调查发现，有数以千计的印度青年被诱拐至东南亚，被迫参与诈骗活动。正如彭博新闻社此前一篇文章所说，亚洲正深陷“诈骗流行病”。
各方应对迟缓
在遭遇“数字逮捕”骗局数小时之后，亚达夫同意通过视频聊天软件接受一名所谓印度中央调查局初级官员的“讯问”。随后，亚达夫被要求与一名“高级官员”对话，而此人将决定他的命运。
扮演“高级官员”的人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身着全套制服，身后墙壁上悬挂着印度国徽。他不停下达各种指令，有人进进出出递送文件。他甚至清楚亚达夫的存款数额，精确到个位数。“他对着我大喊大叫，还威胁要查封我子女的财产，那一刻我彻底慌了。”亚达夫回忆说。
在当天及次日，被“指派处理此案”的骗子指示亚达夫前往四家银行，将他的毕生积蓄转入所谓政府批准的账户，以接受“核查”。每次转账时，他都当着银行柜员的面，通过语音通话接受转账指令。
如今回想起来，亚达夫对这段经历仍耿耿于怀：“是我们的银行太失职，还是他们本就参与其中？”最终，亚达夫损失了1595万卢比。
警方尚且难以找到应对此类骗局的有效方法，银行对于自身在防范诈骗中应该负起的责任更是漠不关心。即便印度国家网络犯罪报告门户网站已发布禁令，部分银行仍允许这种转账操作。面对法院要求撤销欺诈交易的指令，银行也常予以拒绝。这种迟缓的反应令犯罪分子有足够时间可将赃款提现，并兑换成加密货币转移至境外。
如何对症下药？
要让“数字逮捕”骗局失效，需针对其能够得逞的两大关键——心理操控与技术漏洞——对症下药。
当有些人突然面临威胁时，会产生一种常被忽视的应激反应：个人行动系统“宕机”。一名曾遭遇五天恐吓的广告高管表示，当时自己的“理性思维完全停滞”。
只需稍微干预一下，就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思考。例如，印度电信管理局可要求所有运营商设置一种提醒：当通话时长达到“数字逮捕”骗局所需的时长阈值时，自动弹出警示。
印度银行业监管机构还应借鉴境外打击金融犯罪的经验。去年，新加坡出台了诈骗交易“共同责任”准则：支付机构若发现客户24小时内账户余额被转走50%以上，必须予以拦截；电信服务商须使用反诈骗过滤器，屏蔽包含可疑词汇的批量信息；不遵守规定的企业须全额赔偿客户损失。（编译/朱丽）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