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石的书学

胡小石（一八八八——一九六二）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初，发光于烽火连天的岁月，功成名就于新中国。他是清末民初学者、教育家、碑学家李瑞清（一八六七——一九二〇）的继承者，是清代碑学书风的传承者，是李氏开创的“金石书派”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的集大成者。“但无论什么时候，胡小石始终坚守着‘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的文人品格，以他那独立的人格、科学的思想、求真求善求美的自由意志和价值判断的慧眼特立于文坛、书坛，在历史潮流的奔腾回旋中显示出独特的光彩。”

创作中的胡小石

胡小石的书学

辛 尘

四十年前初见胡小石书迹，即为其端庄森严之气、孤峻纵横之势所感动。尝问学于侯镜昶老师，始知书法有碑学帖学之辨、方笔圆笔之分。乃弃唐楷旧学，专攻北碑、汉分，继而秦石、周金，勤学苦练数十载。每以胡小石法书为参证，犹愧不得其门径。今值纪念胡小石诞辰一百三十周年，重温其遗墨，并对照研读其《中国书学史》遗稿，又有心得。录之为文，与同道分享。

胡小石 行书致阿庆大郎手札

一

胡小石之学，兼中西而通古今。其书学也非谨承一家之说、恪守一家之法，而是立足金石，精研法帖，从艺术学高度俯瞰书学，引领书史研究，以书学史揭明书风之本质及其流变之规律，故能融会碑帖，自创一格。其首创《中国书学史》研究，竟自比较中西绘画入手，称“中国画家必能兼书”，曰：“所谓气韵生动者，中国一切艺术鉴赏表现皆注重气，此所言者，盖笔墨之力量感动人也。”中国书法与绘画，皆以气韵生动为最要，作者表现惟求气韵，观者鉴赏惟观气韵。而书法之所以别于绘画者，其为写字线条集合，属于空间抽象艺术，故其气韵之鉴赏与表现，尽在于笔墨。

又曰：“骨法用笔……当读为‘骨法的用笔’，是又与写字之用笔同一理论。”骨法者，汉末以骨相识别人性之术也。引入绘画，是造型须依据对象之骨相、用笔须表现对象之质感也。用诸书法，则写字用笔不惟可见一人之情性，亦可见一时之风气、一地之习俗、一世之学术也。反之亦然，一人之情性、一时之风气、一地之习俗、一世之学术皆可作用于用笔，造成书学古今流变。故骨法用笔乃书法气韵之所由生也。

胡小石 手札

由此观之，胡小石以上古篆籀为根本、为母版，先从用笔、结体、分行布白三方面解析古今书法。

（一）用笔：分辨方笔与圆笔二式，方笔古老而多折、拆分，圆笔后起而主转、连笔，方圆用笔贯穿古今，书法风格因之而别（此论承李瑞清之说）；分辨用笔轻重三法，即用毫端（曰蹲锋，其书纤劲）、用毫之端腰、用毫之腰（曰铺毫，其书丰腴），提按用笔贯穿古今，书法风格因之而别（此论为前贤经验）；分辨用笔虚实二法，实笔用于铭金刻石之正体，虚毫用于简札书写之行草，虚实用笔贯穿古今，书法风格、书体、时代因之而别（此论承包世臣之说）。

（二）结体：用笔而生结体。分辨结体疏密二法，“视个人性格不同，疏密变化颇多”，疏密变化贯穿古今，书法风格因之而别；分辨结体取势二法，“纵势向上下推衍，横势向左右伸延”，纵横取势贯穿古今，书法风格因之而别（此论综前贤之说）。

（三）分行布白：结体既明，聚而成篇，则谋篇布局亦有其法。分辨布白与结体之关联，体取纵势多重分行，体取横势则重成列，纵横分行疏密聚散贯穿古今，犹人之五官分布，书法风格因之而别。分辨整齐与不整齐布白之异趣，“中国书由不整齐至于整齐，不整齐者有天趣之美，其整齐者为人工之美”，碑以整齐为主，以格填字，“自六朝至唐皆疏，每一格不可满，填字墨又当稍偏于上”，此为“正宗碑法”，故正体碑铭以人工整齐胜；摩崖以不整齐为主，“汉晋人之简帖，皆不整齐也。二王之简帖为人重者，以其有不齐整之妙趣也”，故摩崖简札以天趣自然胜（“故学书欲学齐整之美，法碑刻；欲天趣之妙，则法摩崖云”），整齐与不整齐布白贯穿古今，书法风格因之而别（此论综前人之说而有所发明）。

胡小石 临魏碑楷书轴

胡小石以用笔、结体、布白三方面揭明书法笔墨之奥妙、气韵生动之所由，是为书学原理之总括。继而将中古书迹判为二系：一为秦汉隶（篆势之古隶）、汉分（汉隶楷书）、南北朝今隶（分势之真体楷书）、唐楷（真体楷书，尤推颜真卿楷书），以铭石书为主，曰“碑”；一为流沙坠简（古隶行草书）、汉隶草（章草）、锺张二王（真体楷行草未入碑者）、唐代行草（真体行草），以简札书为主，曰“帖”（此论承阮元之说）。以碑、帖之纲而牵带历朝历代各家各派之目，虽具体而不琐碎，是为书学史研究之升华。

胡小石所谓“碑”者，即以实笔所书之“正体”也，而无分字体之篆、隶、真；所谓“帖”者，即以虚毫书写之“行草”，而无分书体之楷、行、草。即此而论，碑与帖各为其用，亦各有其胜。故赞赏二王行草，但无一碑，所存者无非后世临摹翻刻之帖；赞赏北朝石刻，汉分嫡传，带分势之真书，且全是真迹；赞赏颜真卿纯用北法，善碑，行草只是余事，“所谓碑者尚实笔，一划不虚，至颜平原之碑亦甚精庄，行书是其馀事也”；赞赏苏东坡，宋代仅其与蔡襄学颜能碑（皆毁），“用笔纯熟，而实不参一笔虚锋。然用笔为碑，而布白则帖。布白紧缩，不能如六朝碑刻布白空馀也。”“苏书固重于世，然以行书独佳，有宋之第一人，至其真分无足观也。”而以字体演变、各体之胜论之，则“汉无篆，六朝、唐无分书，宋无真书”。或曰：“故取书体，篆在周秦，隶在秦汉，分在汉魏，真草在南北朝。唐宋以后，不足观矣。”

胡小石 临汉隶轴

身处清末民国，出自梅庵门下，胡小石之书学固然偏重碑学，尝叹“碑法至山谷尽矣，是亦书家之可憾也”，“自赵孟頫而后，碑学中绝者数百年”云。然其亦尝从沈寐叟学帖学，更何况基于书学史研究而论“碑学”，岂是以碑为奇、专攻一技、狭隘偏激者所可比拟。

概言之，胡小石据艺术学之高，俯瞰数千年书学史，立足于碑而不轻忽帖。而以笔墨气韵衡之，则碑为实笔正体，用于铭刻，富金石气韵，严整有法；帖为虚毫行草，用于简札，富书卷气韵，流丽逸趣。胡小石自觉分辨而又努力融通，其艺术见识所以高超。

胡小石 行书七言联

二

碑之有金石气，帖之有书卷气，绝非抽象笼统之概念，必得自一碑一帖具体考察之中。胡小石精研中国书学史之过程，亦可作其融会碑帖之心路观。

清代碑学兴，名家辈出，然彼时碑、帖分治，故同一书家碑帖两式；即以碑论，篆、分、真亦各有所宗，故虽同一书家，碑书用笔因体而异。而胡小石治书学史证用笔法，以实笔正体、森严有法为碑之特性，篆、分、真之正体莫不如是，故可贯通各体之用笔，分中见篆，真中见分，彼此合力，骨法高古。论帖亦然，曰：“至若草书，右军为章草，略含分势；小王狂草而圆转，实亦篆势。”以此推知，上古篆书用笔之有方圆分辨者，至于中古，方笔为分书之根，所以庄重；圆笔成草书之体，所以灵动。比较碑帖，各有胜处。即用笔而言，曰：“书之自汉至唐，皆尚实笔，至宋人用虚笔……唐以前书有笔韵，宋人书有墨韵”。汉至唐重碑，实笔，故讲笔韵；宋人重帖，虚毫，故讲墨韵。因知碑帖融合之要，在用笔之方圆、虚实兼施并用。用笔无定式，变化不可测，胡小石之书法理想如此。

胡小石 手札

胡小石特重书法之“势”。势者，气之所以动也。盖势成于用笔，笔运则势生。故用笔、结体、分行布白无不可以言势，即所谓笔势（方圆、深浅、虚实）、体势（疏密、纵横）、局势（疏密纵横、齐与不齐）、书势（四体书势）云云。以碑论之，胡小石以“今隶（南北朝时期之正体楷书）由八分生”，“南北朝书之不同者，视其含分势之多寡。北朝用分势特久，尚保守旧习，而南人力求去分势。”（分势者，汉碑八分书用笔、体势之谓也，用笔尚翻，宽博严肃。）他尝逐一解析古代碑帖之“势”。例如，赞郑道昭书“法度森严而有天趣，其结构分毫不可苟移，是即其高而难也”。所谓法度森严、结构分毫不可苟移者，言郑书体势严谨之极；而所谓有天趣者，则言其笔势横逸、局势不齐。曰：“其书宽博，犹存分势，有北人严肃气象，而雅则似南朝，是其为学者之书。”北之严而能兼南之雅，此即胡小石毕生所求之“学者之书”。

胡小石 行书《龙泉》诗一首

又如，赞《瘗鹤铭》“书以势胜，美妙出自然，布白之佳，世无其匹。宋黄鲁直晚年研此，尤注意于布白。至若米襄阳、陆务观均有题名，亦法其书法”。《瘗鹤铭》系摩崖，以笔势胜（故后人有以为出自右军之手者），其布白局势不整齐而有天趣，堪称“碑中之帖”，为胡小石所激赏。胡小石书篆、分、真诸体，除部分临作而外，大都采取不整齐之布白，当存此思。

以帖论之，胡小石犹重其势。曰：“北朝尚趣，唐尚法，宋尚势。”北朝以降以真体书为主，北朝真书正体多分势，曰今隶，为真体楷书之初未妥帖者，故存天趣；“唐人则妥帖工矣”，故法显；“书学至宋，碑法亡堕”，楷法既熟而又不研碑法，宋四家皆以行草为佳，故重笔势、体势与局势。又曰：“北朝书尚天趣，唐书有法，至宋既无天趣又无法度，惟取势耳。……今人多非之，实受唐人影响，不知其佳正以此，然此可与识者语。”盖一朝书有一朝之胜处，宋人书以取势胜，故不可因其“既无天趣又无法度”而轻忽之。胡小石立足碑学而不抑宋人之妙，观其所书四体无不重势，可窥宋人之影响在。

胡小石 四体书四屏 1947年作

胡小石尝辨析宋四家之书势，曰：“山谷与东坡之所以不同者，苏宽大而黄紧缩，苏取横势黄取纵势，苏外磔黄内擫。黄书之特出者是其布白，不可分开看，一行作一字看。学《瘗鹤铭》布白，有宋山谷一人耳。其用笔倾欹右势。山谷得力于《瘗鹤铭》，以此为右军书，称之为龙爪书。书之布白如山谷者，唐人不知也。此势胜也。”又，称米芾“用笔快往而能收，取纵势，盖取黄之势而兼苏之布白翻笔”。苏字体势宽大，横而稍平；黄字体势紧缩，纵而右仰；米字亦取纵势而左耸，此诸家自相别者也。而黄书布白学《瘗鹤铭》，一行作一字观，竭尽不整齐之妙，尤为突出。由此可见，胡小石关注宋四家书，尤重黄山谷取势之趣。

曰：“碑与帖之不同者，碑重法度，帖富天趣。”重法度则气象庄严，金石是也；富天趣则气息活泼，简札是也。而胡小石书法之旨趣，在重法度而有天趣，实笔正体而不死板也；在求天趣而见法度，虚毫行草而不轻滑也。果如是，则碑与帖融合矣。

胡小石 手札

三

综上所述，胡小石精研书学史，梳理碑帖二系，亦是为创法寻依据，为己书作阐释。故欲识胡小石之书意笔趣，须研读《中国书学史》。

胡小石身为学者，自觉追求“学者之书”独特之精神风貌。其正体之中有草意，是为书卷式之金石气；行草之中融楷法，堪称金石味之书卷气。即谋求碑帖交融，重在气韵把握，而不徒作形之杂交。胡小石虽出自梅庵之门，得其金石之法；又从沈寐叟游，得其帖学之法，而碑、帖分治既久，谋图融合谈何容易。正值其时，罗振玉、王国维研究考释为英国斯坦因所盗掘之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著《流沙坠简》行世，其实笔分势行草恰可为“碑帖融合”之实证。胡小石学此终身不辍。

胡小石 行书致庆郎蕙瑛札 南京胡小石纪念馆藏

观胡小石书，不可不论涩笔、战笔。胡小石正体书法，篆、分、今隶用笔一也，点画（线条）用笔每以战涩造金石残蚀之象，人皆谓其学梅庵习气，其实不尽然。早岁虽学梅庵笔法作正体书，然自始即谋求化脱。胡小石揣摩金石线条质感而参证清人用笔方法。曰：“伊（秉绶）字学《张迁》，行书最佳，小篆次之，八分又次之。”伊秉绶以八分书名，正体实笔，而胡小石指其“又次之”，盖厌其用笔光、结体蠢而多巧饰也，全无天趣。又，赞何绍基“书碑，能得北碑三昧之神，又以《黑女》入《道因法师》，变化无方不可测。其书汉碑，唐而后无一能及之人。以《张迁》为主，生平所临凡百馀通，且得佳拓本”。同学《张迁》，伊氏概念化，何氏从佳拓本入，且临百余通，二者用笔高下立判。胡小石尝叹“道州终不可及耶”（一九三二年临《马姜墓志》跋），可知其借力何绍基而创新法。胡小石亦以临汉碑为日课，胡小石故居所藏其临汉草纸成堆。

胡小石临汉隶轴

胡小石用笔亦得刘墉启发，曰：“石庵之学董（其昌）能博采诸家，腕力极强，能内擫而涵气内敛。……石庵书之最高境界至晚年八十余岁，以锺元常之《荐季直表》入之，精细如游丝，而神乃能灵空，盖已悟抽锋之妙。”观其一九四〇年代自题斋号“蜩庐”用笔，即可知“抽锋”妙在何处。

于正体书法，胡小石金文书法方笔与圆笔兼施并用；分书书法汉碑与汉简兼施并用；真书（今隶）书法北碑与南碑兼施并用。正体之中兼用草意，追求独特、融合碑帖，既得力于《流沙坠简》（是前辈所未见或所未及实践者），亦受何绍基临汉碑而以“不似为贵”之启发。曰：“湘绮（王闿运）尝言，道州（何绍基）书之成就以此一言。故临汉碑去汉人面貌，取其精神而成一家法。”胡小石赞赏何绍基“其生平论书数语，名贵可珍，曰：‘悬臂乃能破空，搦笔惟求杀纸。须探篆籀精神，莫习锺王柔美。写字即是作人，先把脊梁竖起。’”其“写字即是作人”一句最得胡小石之心。早在一九二〇年，曾农髯有云：“或者曰：小石隘，其书矫。髯曰：其隘也，不可及也；其矫也，此其所以卓然能自立也。”孤傲之人乃有卓然能自立之书，胡小石书必贵不似，必求创法。

胡小石 手札

胡小石之行草有二式，一为日常信札行草书，以一九四〇年代与曾昭燏信札为代表，浑然天成，颇得汉晋简牍之神髓，与米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为书法创作之行草书，结体疏密兼施（多内紧外松），纵势与横势混用，布白不整齐追天趣，用笔瘦硬凝重而暗含楷法，追求独特、融合碑帖。此式实受宋四家（尤其是黄山谷）启发，虽未臻于自然天趣，却是胡小石处心竭虑、谋求创法，最为“学者之书”者也。天假时日，当可大成。

总而言之，听其言，察其行，知其心。读胡小石《中国书学史》，复观胡小石法书，必有新得，必有启于今之学书者。

原文来自于中国书法，原名《世纪回眸--胡小石》；图片来源于书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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