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你听说了吗，北坡那边昨晚不怎么太平，好像有枪声”。
“别瞎打听，管好咱们一亩三分地就行，再说，这种鬼天气，谁能翻过山来”。
风雪刮过哨所的窗棂，发出呜咽一样的怪响，像个女人在哭。
屋里，一盆炭火烧得正旺，映着两个年轻士兵的脸，忽明忽暗。
“班长，你说，这雪里，会不会真的藏着什么东西”。
那个被称为班长的男人沉默了很久，把手里的一根枯树枝扔进火里，火星“噼啪”炸开，他说，“藏着东西不怕，就怕藏着的是人”。
九十年代初的西南边境，冬天一来，就像天漏了个窟窿，雪一个劲儿地往下灌，要把整个世界都埋了。
我们哨所，就钉在这片白茫茫的无人区里，像一块没人理会的墓碑。
我叫李援朝，那年二十二，是哨所里最年轻的上等兵。
大家都说，我是军人世家，根正苗红，天生就该吃这碗饭。
可他们不知道，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顶着能把骨头都吹裂的风去巡逻，是什么滋味。
那天的雪下得尤其凶，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
老班长往我军大衣里又塞了个烤得滚烫的土豆，说，“援朝，机灵点，今天风大，别往风口上凑”。
我点点头，把八一杠背好，枪身冰得像刚从河里捞出来。
我和王大力一组，一前一后，踩着没过膝盖的雪往7号界碑走。
雪地里走路，最耗体力。
没多久，肺里就跟拉风箱一样，喘出来的气瞬间结成冰碴子，挂在眉毛和睫毛上。
王大力在我后面嘟囔，“这鬼天气，耗子都得冻死在洞里，哪还有什么人”。
我不说话。
我爹从小就教我，越是没人觉得会有事的时候，就越容易出事。
我们军人的命，就是交代在这些“万一”上的。
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7号界碑那个红色的“中”字，才在风雪里露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停下来，习惯性地拿出望远镜，观察对面的情况。
白茫茫一片，什么都没有。
“援朝，看啥呢，能看出花来啊”，王大力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催促道，“赶紧巡完了回去喝口热汤”。
我正准备放下望远镜，视线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不是风吹的雪。
是一个颜色，很深的颜色，在一片纯白里，特别扎眼。
我调整焦距，心里咯噔一下。
那是一个人。
一个人趴在7号界碑底下，一动不动，半个身子都快被雪埋了。
“大力，界碑底下有情况”，我的声音因为紧张有点变调。
王大力一听，也赶紧举起了望远镜。
“我操，还真是个人”，他骂了一句，“不会是冻死的逃难的吧”。
我们俩不敢大意，拉开保险，一前一后，慢慢摸了过去。
越走近，心越沉。
那人周围的雪，不是白的，是红的，被血染成了触目惊心的暗红色，像一大块化开的猪肝。
走到跟前，才看清是个女孩。
年纪不大，看着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破烂的单衣，在这冰天雪地里，跟没穿一样。
她满身都是血，脸上，头发上，衣服上，到处都是。
我伸手探了一下她的鼻息，很微弱，几乎感觉不到。
脖子的大动脉还在跳，像一只随时会停下来的钟摆。
“还活着”，我对王大力说。
王大力蹲下来，看着女孩身上的伤口，倒吸一口凉气。
“这……像是被刀子划的，不止一处”，他说，“这他娘的是谁这么狠”。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
部队有纪律，边境线上发现不明身份人员，特别是这种情况，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然后原地等待上级指令。
任何擅自处理，都是严重违纪。
可看看这个女孩，再等下去，不等上级来，她自己就先去见了阎王。
“援朝，咋办”，王大力也没了主意，看着我。
我看着雪地里那滩刺眼的红，又看了看界碑上那个庄严的“中”字。
我爹说过，穿上这身军装，不光是要守着这块地，还得守着这块地上的人。
我咬了咬牙，说，“救人”。
“可纪律……”
“出了事我担着”，我把枪背到身后，脱下自己的军大衣，裹在女孩身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背了起来。
她的身体很轻，没什么分量，但在我背上，却感觉重若千斤。
回去的路，比来时更难走。
风雪好像更大了，要把我们三个都吞下去。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
这个女孩的命，现在就攥在我手里。
我不能让她死了。
把女孩背回哨所，整个前哨班都炸了锅。
老班长看到我背上那个血人，脸当场就黑了。
他二话没说，先把女孩安顿到医务室的床上，然后把我拉到一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李援朝，你小子是不是疯了，这是什么地方，什么人你都敢往回捡”，老班长的唾沫星子都快喷我脸上了，“你知道她的来历吗，万一是境外的特务怎么办，万一是毒贩的马仔怎么办，你想过后果没有”。
我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今年的提干名额眼看就要下来了，政审马上就到，你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捅这么大篓子，你……”老班长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可我一闭上眼，就是女孩倒在雪地里那副样子。
“班长，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在界碑底下”，我抬起头，看着老班长的眼睛说。
老班长看着我，最终叹了口气，摆摆手，“算了，先进去看看情况再说”。
医务室里，卫生员小张正在给女孩处理伤口。
他把那些破烂的衣服剪开，我们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女孩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有十几处，像是被一种很薄的利刃划开的，伤口不深，但很长，像是故意折磨人一样。
最重的一处在后背，血肉模糊。
“手法很专业，避开了所有要害”，老班长蹲下来，仔细看了看伤口，脸色凝重地说，“这不像是一般的打劫或者寻仇”。
小张给女孩清洗了伤口，上了药，又挂上了吊瓶。
她一直昏迷着，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嘴里时不时发出一两声模糊的呓语，谁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接下来的两天，哨所的气氛很压抑。
老班长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只说等女孩醒了问清楚情况再上报。
我一有空就跑到医务室守着她。
看着她苍白的脸，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到底对不对，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第三天下午，她醒了。
我正好在旁边给她换毛巾，她眼睛猛地睁开，那眼神，不像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像一只被逼到绝境的野兽，充满了恐惧和警惕。
她“啊”地叫了一声，手脚并用地往床角缩。
“你别怕，我们是解放军，你安全了”，我赶紧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恶意。
她不说话，只是用那双黑漆漆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老班长闻讯赶来，尝试问她话。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摇摇头，眼神里全是茫然。
“我……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很沙哑，像很久没说过话，“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他们叫我……阿兰”。
失忆了。
这是最坏的结果，也是最好的结果。
坏的是我们无法从她嘴里得到任何信息，好的是，她暂时可以作为一个“无害”的普通受害者留下来。
老班长给她在哨所后面收拾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让她暂时住了下来。
他给上级的汇报是，边境线上救助了一名遭遇雪崩的牧民，正在恢复，等天气好了就送下山。
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一旦被戳穿，我们整个班都要受处分。
但大家都选择了沉默。
阿兰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但她的话依然很少。
大多数时候，她就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外面一成不变的雪景发呆。
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鸟，对周围的一切都保持着距离。
只有在我给她送饭的时候，她才会多说两句。
时间一长，哨所里的生活开始让她展露出一些奇怪的地方。
那天，炊事班长老王抓了只野鸡，准备改善一下伙食。
他拎着鸡脖子，正准备用刀抹下去，阿兰正好端着空碗从旁边经过。
我们都以为她会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吓得尖叫或者捂住眼睛。
但她没有。
她停下脚步，就那么静静地看着。
她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异常冰冷。
那不是害怕，也不是好奇，而是一种……审视。
就在老王一刀下去，鸡血喷出来的时候，阿兰的嘴唇动了动，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割颈动脉，血会流得慢，拧断脖子，更快”。
声音很小，但离得近的几个老兵都听见了。
大家的脸色都变了。
老王拎着还在扑腾的鸡，愣在那里，手都忘了松开。
一个十六七岁的失忆女孩，怎么会懂这些。
阿-兰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说了不该说的话，脸色一白，低着头匆匆走开了。
还有一次，我正在保养武器。
那是我们前不久在一次缉毒行动中缴获的一把境外的走私手枪，型号很特殊，我们都没见过。
我把它拆开，用油布仔细擦拭每一个零件。
阿兰从门外走进来，想给我送点热水。
她的目光无意中扫过桌上的零件，然后，她指着其中一个很小的，形状奇怪的金属片说，“这个是‘阻断器’，扣下扳机的时候，它会……”
她的话说到一半，突然卡住了。
她脸上露出和我那天一样茫然又惊恐的表情，好像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
“我……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无助。
我把那个零件拿起来，又看了看，那确实不是我们国产手枪里会有的东西。
我把这些事都悄悄告诉了老班长。
老班长抽着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援朝，这丫头不简单”，他说，“她脑子里，肯定藏着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会要了她的命，也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
我沉默了。
我看着窗外那个瘦弱的背影，她正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给哨所养的一条土狗喂食。
阳光照在她身上，显得那么单薄。
我无法把她和老班长说的那些危险联系在一起。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雪没有停的意思。
阿兰留在哨所，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她开始慢慢地适应这里的生活。
她会帮炊事班洗菜，帮卫生员小张整理纱布，还会用哨所周围捡来的干树枝编一些小玩意儿。
她手很巧，编出来的小鹿，小鸟，活灵活现。
哨所里的光棍汉们，大多时候都是粗糙的。
阿兰的出现，像给这片冰冷的铁灰色里，添上了一抹柔软的颜色。
大家嘴上不说，但都默契地保护着她。
谁下山采购物资，都会记得给她捎上一包女孩子喜欢吃的糖果或者一根红色的头绳。
而阿兰，似乎只对我一个人敞开心扉。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对她伸出手的人。
我一有空，就会去找她说话。
我给她讲山外面的世界，讲北京的天安门，讲上海的南京路，讲我家院子里那棵每年都会结很多果子的石榴树。
她听得很认真，眼睛里闪着光。
“援朝哥，外面，真的有那么好吗”，她问我。
“当然了”，我说，“等你好了，我就带你去看”。
我又开始教她写字。
从最简单的“一，二，三”开始，然后是她的名字，“阿兰”。
她学得很快，握着笔的手很稳，一点都不像个没念过书的山里姑娘。
她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一遍又一遍，写满了整整一个本子。
我能感觉到，她内心深处那种巨大的不安全感，正在一点点融化。
她开始依赖我。
巡逻回来，她会给我端来一杯热水。
我训练累了，坐在操场边休息，她会默默地在我身边坐下，什么也不说，就那么陪着我。
我们之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情在滋长。
它比兄妹之情要深，但又比男女之爱要纯粹。
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两个孤独的灵魂之间的相互取暖。
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老班长找我谈话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援朝，你跟那丫头，走得太近了”，他坐在马扎上，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我得提醒你，她来路不明，你前途要紧”。
“班长，她能有什么坏心思，她就是个可怜的姑娘”，我为阿兰辩解。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老班-长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我当了二十年兵，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她那些本事，不是普通人该有的。留着她，就是个定时炸弹”。
“那怎么办，把她赶出去吗”，我有些激动，“外面冰天雪地的，让她去哪”。
“尽快上报，让上级来处理”，老班长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对你，对她，对我们整个哨所都好”。
我陷入了深深的挣扎。
我比谁都清楚，一旦上报，阿兰就会被带走。
她会被送到哪里去，接受什么样的调查，我一概不知。
她可能会被当成特务嫌疑人关起来，也可能会被遣送出境。
以她现在这个状态，无论哪种结果，对她来说都是毁灭性的。
可如果不报，我的提干政审怎么办。
那是我们李家三代人的梦想。
我爷爷，我父亲，都是军官，到了我这一代，我不能给他们丢脸。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魂不守舍。
阿兰好像也感觉到了我的变化。
那天晚上，她找到我，把一个用杨树叶做成的书签塞到我手里。
“援朝哥，你是不是有心事”，她小声地问，眼睛在月光下像一汪清泉，“是不是因为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心里一酸。
“没有，不关你的事”，我摇摇头，“别胡思乱想”。
“如果……如果我真的给你带来麻烦”，她犹豫了一下，说，“你可以把我送走，我不会怪你的”。
她越是这么说，我心里就越是难受。
我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
再等等。
至少，等雪停了，等她能想起来一点什么，再做决定。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她推出去。
哪怕是赌上我的前途。
我的决定，让哨所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
老班长没再多说什么，但他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失望。
而与此同时，一些不寻常的迹象，开始在边境线附近出现。
先是山下的一个哈萨克族老牧民来哨所换盐巴的时候，无意中说起，他前几天在山里放羊，看到几个陌生人。
“不是我们这边的”，老牧民叼着烟斗，肯定地说，“穿得奇奇怪怪的，鬼鬼祟祟，问他们话也不理，一转眼就不见了”。
老班长立刻警觉起来，详细问了那几个人的体貌特征和出现的地点。
老牧民也说不清楚，只说他们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这件事之后没几天，轮到我和王大力夜间潜伏。
潜伏点在一处山坳里，正对着一条通往境外的走私小道。
那晚的月亮很好，雪地被照得一片银白。
我们趴在雪坑里，冻得跟孙子一样，大气都不敢出。
下半夜的时候，对面的山林里，果然传来了动静。
几个人影，猫着腰，从林子里钻了出来。
他们行动非常迅速，而且队形专业，一看就不是普通的走私犯。
我和王大力对视一眼，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没有携带货物，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武器。
他们在雪地里走走停停，用一种我们看不懂的仪器在探测着什么。
他们离我们最近的时候，不到五十米。
我甚至能从望远镜里，看清他们领头那个人脸上的刀疤。
那是一张冷酷而凶狠的脸。
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在搜索了一阵子之后，就悄无声息地退回了境外。
等他们走远了，我们才敢从雪坑里爬出来。
腿都冻麻了。
我们在他们刚才搜索过的地方，发现了一样东西。
一枚奇特的弹壳。
黄铜的，但比我们八一杠的子弹要短，要粗。
拿回哨所，老班长看了半天，也认不出这是什么枪用的。
“是制式武器，但不是我们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军队的制式”，老班长断定，“这些人，来头不小”。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些神秘人的出现，和阿兰被救回来的时间，太吻合了。
很难不让人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他们，是不是在找阿兰。
如果真是这样，那阿兰的身份就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失忆女孩那么简单。
危险，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慢慢地向我们这个小小的哨所收拢。
而我们，就处在这张网的中心。
就在哨所里人心惶惶的时候，团部的通知下来了。
我的提干申请，通过了。
进入最后的政治审查环节。
这是我军旅生涯里，最关键的一步。
跨过去，我就是一名真正的军官，海阔天空。
跨不过去，我就得卷铺盖回家。
老班长拿着通知，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眼神里的意思很复杂。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阿兰的事情，就像一颗埋在我脚下的雷。
政审组的人只要随便一问，就会炸。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团里写了一份关于“特殊情况”的补充汇报。
我没有完全说实话。
我只说，我们在巡逻时救助了一名身份不明的受伤女性，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暂时将其安置在哨所。
我希望能用这种避重就轻的方式，得到组织的理解。
政审那天，天阴沉沉的。
来的，并不是我预想中团里的政工干部。
而是一辆挂着地方牌照的黑色吉普车，悄无声息地开到了哨所门口。
车上下来三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深色的中山装，不苟言笑。
他的眼神像鹰一样，锐利得能穿透人的心。
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张劲松，是这次政审专案组的负责人。
“专案组”。
听到这三个字，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我知道，事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审查的地点，没有安排在哨所的会议室，而是让我上了他们的吉普车。
车子开到了山下的一个兵站，然后把我带进了一个高度保密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除了张劲松和他的两个助手，再没有其他人。
气氛，严肃到了极点。
张劲松让我坐下。
他没有像正常的政审那样，问我关于军事训练，思想表现的问题。
他开门见山，直接问，“说说那个女孩的事，从你发现她开始，所有的细节，一个都不要漏”。
我紧张得手心都在出汗。
但我知道，这时候，任何隐瞒都是愚蠢的。
我把我如何发现阿兰，如何把她救回哨所，以及她醒来后失忆，和表现出的那些反常细节，原原本本地，全部说了一遍。
在我汇报的过程中，张劲松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着。
他身后的两个助手，则在飞快地做着记录。
等我说完，会议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能听见自己心脏“咚咚”的跳声。
过了许久，张劲松从他随身携带的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那个档案袋的封口处，盖着几个鲜红的，触目惊心的大字。
“最高绝密”。
他把档案袋，推到了我的面前。
“打开看看”，他说。
我的手，有些颤抖。
我撕开档案袋的封条，从里面倒出了几页纸和一张照片。
在看到那些东西的一瞬间，他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劈，大脑彻底变成了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