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反文化的叙述方式

一些小说出现了反文化的叙述方式，而且能够获得某些国际文学奖，算是被承认了，但这种叙述方式和传统叙述方式不同，虽然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新鲜感，但很容易触碰某些道德底线，或者触碰人们心里最柔软的最崇高的东西。

文化向来有一定的前后相继性，古典文化大多四平八稳，有一定的传承，但很容易给人们洗脑。古典文化大多是统治阶级提倡的文化，往往被儒家文化渗透，或者说统治阶级改造了儒家文化，推行天下之后，就以这种文化为主流，要人们从小学习儒家文化，遵守礼教传统，而不能颠覆这种文化。明清小说繁荣之后，很多小说中都宣扬儒家传统文化，或者说宣扬改造了的儒家文化，甚至维护礼教传统，要人们懂礼仪，知荣辱，不然小说就很可能难以发表，甚至难以传播，被统治阶级封禁。《水浒传》就是一部反传统文化的小说，本身以强盗为主要人物，而且歌颂了侠义精神，提出了乱自上作的思想，还要替天行道，对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挑战，以至于被长期封禁。传统文化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等级关系，讲究伦理道德，不能随便突破这种道德，更不允许在小说中“大逆不道”。可是这样的小说多了以后，人们就觉得厌烦了。小说宣扬了封建等级观念，渲染了改造了的儒家思想，却偏偏没有宣扬人性的解放，没有宣扬人内心真实的想法，当然就会出现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很多读者不愿意看。就像《红楼梦》中贾母的评价，说小说不外乎规矩套子。不管是侠义小说还是鸳鸯蝴蝶小说，都有一定的套子，也就是套路。作者按照这样的套路来写就可以了，当然要宣扬传统文化，尤其要宣扬封建礼教，而不能完全背离。即便小说中有了背离礼教传统的人，也会最终被惩罚，算是体现了劝世的功用。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仅有白话文诗词出现，而且有新白话文小说出现，已经形成了反传统的态势，尤其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糟粕。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作品都有了反传统文化的意义，似乎可以算作那个时代的现代派。经历了革命以后，很多革命文学作品大行其道，而十年动乱期间，作家们受到了批斗，文学创作领域一片空白。即便有几部作品，也根本拿不出手，只是图解政策的作品，却没有多少人性的光芒，或者说没有挖掘到社会的深层，也不能体现真实的人生。后来有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大多都有些反传统的意味，但很快就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先锋派文学，反传统的意义更加明显。在先锋派文学作家眼里，世界是变形的，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实，金奖牌与避孕套，混沌的人生与纸醉金迷，麻木的思想与自大自恋，互相掺合，紧密团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作品中的主角往往具有崇高与猥琐，伟大与渺小，聪明与愚昧，勇猛与凶残，善良与无知等矛盾的品性，互相胶着在一起，似乎有着民族血性精神里的原始野性力量，冲击着传统规范里的优美、崇高和典雅，获取了一种新的生命范畴和审美文化。

人们刚开始看这类作品的时候，觉得非常新鲜，对传统的文化形成一种冲击，对固化的思维模式也形成一种冲击，甚至以前认为崇高的并不崇高。以前认为卑劣的也并不卑劣，能够发现崇高中的卑劣和卑劣中的崇高。莫言在《红蝗》这部作品里写道：“我们的大便像贴着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他写道：“你第一次嗅到了月经的味道，你无情地剥掉了自己的假面，坦率地对着那个想知道女人身上一切秘密的正人君子说：味道不坏，有点腥，有点甜，处女的干净、纯正；荡妇的肮脏、邪秽，掺杂着男人们的猪狗般的臭气。”他似乎把想象到的所有龌龊的东西全都抛出来，竭尽刺激感官之能事，似乎在赞美，又似乎在诋毁，似乎描写崇高，又似乎诋毁伟大。总是让人觉得有些难以接受，而且满怀热情地描绘丑陋，还能在丑陋的事物中寻出美的感悟，怎么说都是一种超出常人的能耐。王小波在《青铜时代》中写道：“白天我给小孙解乳罩，那东西“嘭”的一声弹起来，像两个风帆一样飘在前面，就像要远航一样。这件事使我联想起高压锅的盖子，假如里面有压力的话，也是“嘭”的一声，搞不好还会撞到鼻子。后来，她像个青蛙一样趴在紫色的床罩上。紫色池塘里的白色青蛙。我也像青蛙一样爬到她身上，然后那个硬邦邦的东西就把我们连起来了。这东西很重要。”当然还有更露骨的描写，只能说是反传统的一种写法，而传统的小说却并不会细致地描写这种事情。

现在的很多作家描写丑陋的事情，也像先锋派作家那样写，甚至天马行空地写出来，始终无视读者的期待视野，甚至只是满足了读者低级趣味，却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当然小说不一定有积极的意义，很有可能是人们自娱自乐的东西，但一些小说作家完全站在反文化的叙述角度，实现了自我发泄的欲望，有的甚至描写自我虐待狂，自我崇拜狂的形象，倾诉了对优雅文化的种种恐怖、仇恨、厌烦、反感、恶心，就算是完成了反文化的历程。其实这种反文化的方式却是对文化的一种认同，虽然作家完成了自我宣泄的叙述方式，也可以站在上帝视角搞全知全能式的叙述，但作家并没有完全超越文化，也没有完全摆脱文化的优越感，而是通过反文化的视角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很多作家淡化了叙述者的身份，也淡化了文化侵犯的意识，以一种非侵犯、非亵渎、非教谕的方式面对读者。虽然作家心目中要始终意识到读者的存在，甚至以读者为“假想敌”，但作家没必要非得采用决绝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也没必要完全解构传统文化。传统作家往往具有一种自尊自贵的感觉，感觉高人一等，就连说书的都有一定的自我优势感觉，而当代作家大多有一种平等的观点，甚至有一种自暴自弃的观念，尤其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很有可能带有作家思想的影子，并不一定要维护传统文化，而是要反传统文化，甚至出现矛盾和神经错乱的表现。即便作家写的小说出现了逻辑混乱，也没关系，只能说是解构主义的表现。

当一些作家出现灵性衰竭，甚至感觉创作有些虚幻意味的时候，就会采用格式的变化来展示灵性的对话。这是一种创造技巧，可以脱离文本之外来拼凑一些信息，不管是情节拼凑，还是语言拼凑，亦或是故意打乱结构，给读者制造阅读困难，以体现现代性，都算是一种技巧，似乎是反传统，其实已经显示了作家创作的疲软。反文化本身并没有罪过，尤其写反文化的小说，可以给人们提供新鲜的视角，甚至有着民主启蒙的意义，但很多作家有些用力过猛，不断反文化，而且亵渎文化，亵渎理性，就真的“过犹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