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打破“35岁门槛”，反就业歧视从政府做起

10月14日，国家公务员局发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明确报考者年龄一般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对于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更放宽到43周岁以下。

这一变化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往年规定的35周岁和40周岁的年龄上限相比，两类人群的报考年龄限制均放宽了3岁。

政策调整：三个数字背后的变化

国考年龄限制的调整可谓“十年等一回”。自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将“年龄35岁以下”作为报考基本条件以来，这一标准已沿用了近三十年。

此次2026年度国考年龄调整具体为：一般报考者年龄上限从35周岁升至38周岁；应届硕博研究生年龄上限从40周岁放宽至43周岁。

这一政策并非孤立出现。今年以来，上海、四川、江苏等地已率先探索放宽公职类考试年龄限制。上海在2025年度录用执法类公务员公告中，已将报考年龄条件设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

四川眉山、遂宁的事业单位招聘中，年龄限制也已放宽到本科38周岁及以下、研究生43周岁及以下。国考改革可谓对地方试点经验的总结与推广。

国考年龄限制放宽背后，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深刻变化。我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升至39.72岁，传统的“35岁硬性门槛”已与职场主力年龄脱节。

随着国民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一名博士毕业生入职时可能已接近30岁。将职业“黄金期”框定在35岁前，意味着高学历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被大幅压缩。

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进，也需要劳动者的职业年龄周期同步调整。国考对报考年龄进行调整，正是与国家宏观政策的深度协同。

2024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消除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国考年龄放宽是对这一国家政策的具体落实。

现实影响：从“35岁危机”到“当打之年”

“35岁职场危机”曾是许多人的噩梦。不少企业在招聘时明确要求“年龄35岁以下”，使许多经验丰富、能力成熟的从业者因“超龄”被挡在门外。

35岁左右的人群本是就业市场的“中坚力量”，却面临“经验越丰富，就业越难”的怪圈。国考放宽年龄限制，为这批经验与能力日趋成熟的群体提供了新的职业通道。

这一变化对公共部门人才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35岁左右的从业人员通常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实操能力，在应对基层复杂问题和群众工作等实务中更具优势。

在高端领域，年龄放宽直指“人才断层”问题。知识产权、科技创新等前沿领域需要10年以上的学术积累与实践打磨，40岁左右正是科研成果爆发的黄金期。

当代青年面临的教育与就业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教育部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2.4亿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4年。

这意味着很多劳动者初入职场时就已不再年轻。严格限制35岁，会导致人们在事业发展上被过早设限。许多人尚未迎来职业能力成熟期，就被动地被排除在机会之外。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青年领域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为青年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随着社会平均寿命延长和工作年限增加，职业发展模式也在变化。“大器晚成”逐渐成为常态，职业发展黄金期可能延续到40岁乃至50岁以后。

未来展望：从“破壁”到“建桥”

国考放宽年龄限制只是第一步。政策善意要完全兑现，尚需配套细则护航。如何确保“大龄新进”人员获得公平的晋升机会？如何设计契合其特点的入职培训与职业发展规划？这些都需要在实践探索中持续优化。

根本而言，消除年龄歧视需要法治保障。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明确将禁止就业年龄歧视写入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这将为反对年龄歧视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依据。

国考作为全国关注度最高的招录之一，其政策调整具有极强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意义。它不仅为地方公考、事业单位招聘树立了“年龄包容”的标杆，更有望推动整个就业市场跳出“唯年龄论”的招聘惯性。

当公共部门率先撕下过时的年龄标签，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开放、公平、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生态将加速成形。

公务员考试在社会公众心中具有相当的公信力和示范性，历来具有风向标意义。国考放宽年龄限制，带动企业单位重新审视35岁的“入职红线”。

未来十年，随着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继续提高，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行业打破不必要的门槛限制，进一步推进就业公平，让每一个梦想都有生长的土壤，让每一份才华都有绽放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