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周，司令家送来的贺礼，就是这盒喜糖？”妻子李秀梅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
我看着那盒普通的铁皮糖盒，心里五味杂陈。
是啊，我当年忍痛随了近十万的礼，换来的，就是这么一盒糖。
我赌气似的打开了盒子，可看到里面的东西时，我整个人当场就懵了。
01
距离国庆节还有大半个月的时候，我，周卫国，一个普普通通的国企司机，收到了一个让我既激动又惶恐的红色烫金请柬。
请柬是从遥远的京城，用最快的航空邮件寄来的，那信封上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打开那张设计精美的请柬，当我看清楚上面的落款时，我的手，在一瞬间，就抖得几乎拿捏不住。
竟然是我那个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再联系过的、我当兵时的老首长，如今早已是退居二线的张司令，亲自邀请我，去京城参加他独生子在国庆节当天举行的盛大婚礼。
我愣住了，我把那张请柬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确认了好几次上面的名字，确实是我，周卫国。
我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一时间全都涌了上来。
我实在想不通，高高在上的张司令，怎么会还记得我这个三十多年前，他手下那个最不起眼的、普普通通的小兵。
当年，我在那个英雄辈出、将星云集的王牌部队里，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汽车兵，每天的工作，就是开着那辆老旧的解放卡车，为部队运送物资。
我既没有像别的战友那样，在演习中立过什么显赫的功劳，也没有因为表现突出，而得到过任何一次单独的嘉奖。
我和张司令之间，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一次交集，还是在我即将要退伍的时候。
那天，我开着车从外面执行任务回来，在部队门口，恰好遇到了因为车辆故障而被困在路边的张司令。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立刻就跳下车，凭着自己那点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粗浅的修车手艺，满头大汗地忙活了半天，竟然真的就把他那辆吉普车给修好了。
张司令当时拍了拍我的肩膀，夸了我一句：“小伙子，不错，技术很好，是个好兵。”
然后，他就上了车，绝尘而去，我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向他报告我的名字。
我觉得，像他那样日理万机的大人物，肯定早就已经把我这个只见过一面、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小兵，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现在，这份来自京城的、沉甸甸的红色请柬，却又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的面前，让我感到既激动，又充满了巨大的不安。
当年退伍转业后，我因为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开车的，没什么大本事，在人才济济的城市里，肯定混不出什么名堂来。
所以我没有选择那些看起来更有前途的、但竞争也更激烈的单位，而是选择进入了一家最安稳、也最没有挑战的国营运输公司，继续开了一辈子的车。
这些年来，我看着当年那些和我一起退伍的战友们，有的下了海，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有的进了机关，成了一身官气的小领导。
而我，却还在那个小小的驾驶室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枯燥乏味的、两点一线的生活，没能混出个人样来，我觉得自己，给那支曾经的英雄部队，丢了脸。
所以，我几乎是主动地、甚至是有些自卑地、刻意地，和所有那些在部队里的老战友、老首长们，都渐渐地断了联系。
我怕他们在电话里问我“老周，现在在哪儿发财呢”，我怕我在他们的成功面前，会显得更加地卑微和渺小。
02
妻子李秀梅下班回家，看到我一个人像尊石雕一样，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一张红色的请柬，默默地发着呆，她也感到了无比的好奇。
她放下手中的菜篮子，走到我身边，关切地问道：“老周，你怎么了？发什么呆呢？手里拿的是什么啊？”
她从我手中，拿过了那张被我摩挲得已经有些发烫的烫金请柬，仔仔细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
然后，她的眉头，就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揪住了一样，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老周，这是……这是你以前部队的那个司令员？”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不敢相信。
我点了点头，脸上却带着一丝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虚荣的骄傲。
“是啊，是咱们张司令，他儿子国庆节结婚，竟然还记得我，还亲自给我发了请柬。”
李秀梅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为我感到高兴，她的脸上，反而写满了深深的、化不开的忧愁。
她把请柬放在桌子上，对我说：“老周，我知道你重情义，也重面子，但你去京城参加这种级别的婚礼，你考虑过后果吗？”
“路费、住宿费，这些都还是小事，最关键的，是这个随礼的钱，你准备……随多少？”
妻子的话，像一盆冷水，瞬间就浇灭了我心中那刚刚燃起的、虚荣的火焰。
是啊，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以张司令那样的身份和地位，去参加他儿子婚礼的，肯定都是些非富即贵的大人物。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这礼金，随多了，我承受不起；可要是随少了，岂不是更让老首长看不起，更丢我们老兵的脸吗？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一夜未眠。
最终，我那可怜的、也是我最看重的“男人面子”，还是战胜了理智。
第二天一大早，我瞒着我的妻子李秀梅，一个人偷偷地去了银行。
我将我们家里那张存着所有积蓄的、准备在年底给我儿子周浩结婚买车的、整整十万块钱的银行卡，全部都取了出来。
我看着那沓厚厚的、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钞票，我的手都在微微地颤抖，我的心里，像是在滴血。
经过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我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让我后来悔恨不已的决定。
我决定，要随一份足够“吉利”，也足够“体面”的超级大礼——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我天真地以为，这个数字，既能表达我对老首长多年未忘的感激之情，也能让我在那些大人物面前，不至于显得太过寒酸。
当我把那个塞得满满当当的、厚厚的红包，藏在我的枕头底下的时候，我的妻子李秀梅，提前下班回家了。
她看到了我那鬼鬼祟祟的样子，也看到了我床头那张被我取空了的银行卡。
她什么都明白了，她一句话都没说，眼泪就先流了下来。
然后，她和我，爆发了我们结婚三十年来，最激烈、也最伤心的一次争吵。
她哭着，捶打着我的胸膛，对我嘶吼道：“周卫国！你是不是疯了！你真的疯了！”
“那是我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啊！那是我们准备给儿子结婚买婚车的救命钱啊！”
“你为了那点虚无缥缈的、可怜的面子，你连自己亲生儿子的未来，都不管不顾了吗？！”
而我，在那个时候，却像一个被魔鬼迷了心窍的赌徒一样，固执地、偏执地认为，我没有做错。
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礼尚往来”，我不能在我的老首长面前，在那些大人物面前，丢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脸，更不能丢了我们退伍老兵的脸。
就这样，在妻子的眼泪和无尽的失望中，我揣着那个比我性命还要沉重的红包，独自一人，踏上了那趟开往京城的、充满了未知和忐忑的火车。
03
我为了省钱，买的是最便宜的、需要坐一天一夜的硬卧火车。
在那个充满了各种汗臭味和泡面味的、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我一夜未眠，心里五味杂陈。
终于，在第二天傍晚，我抵达了那个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的、中国的首都——京城。
张司令儿子的婚礼，是在一家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据说接待过无数外国元首的、极其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里举行的。
当我穿着我那身为了参加婚礼，而特意从箱底翻出来的、早已过时了的旧西装，走进那个金碧辉煌得如同皇宫一般的宴会大厅时。
我瞬间就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慑住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不小心闯入了天鹅湖的、滑稽的土鸭子。
现场的宾客，非富即贵，一个个都穿着得体的名牌西装和华丽的晚礼服，他们端着高脚杯，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优雅地交谈着。
宴会厅里，甚至还有好几位肩上扛着闪闪发亮将星的、我只在电视新闻上才见过的军方大佬。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来自小城市的国企司机，在一众达官显贵之中，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那么的卑微和渺小。
我在那片对我来说充满了陌生和压抑的人群中，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寻找了很久。
才终于在主桌的位置，看到了那个我敬畏了一辈子的、我心目中如同神明一般的老首长，张司令。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笔挺的军装，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腰杆依旧挺得笔直，脸上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属于上位者的威严。
我怀着一种近乎于朝圣般的、激动的心情，穿过人群，走到了他的面前。
我双腿并拢，身体站得笔直，对着他，敬了一个我这辈子最标准、也最用力的军礼。
我用一种近乎于哽咽的、充满了激动情绪的声音，大声地报告道：“报告老首长！步兵团三连二排，战士周卫国，前来报到！”
但是，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张司令只是淡淡地、居高临下地瞥了我一眼。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我所期盼的、久别重逢的喜悦和激动。
他只是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前来祝贺的下属一样，公式化地点了点头，然后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平静的语气，对我说道。
“哦，是卫国啊，来了就好，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说完，他便立刻转过身，去热情地应酬他身边那些看起来就比我重要得多的、真正的“大人物”去了。
我的心，在他说完那句话的瞬间，就凉了半截，仿佛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了脚。
我尴尬地、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自作多情的、可笑的小丑。
我将那个我用尽了全部家当换来的、厚厚的、沉甸甸的红包，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旁边那个负责登记礼金的、看起来很精明的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甚至都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只是接过了那个红包，连看都没有看，就随手扔进了旁边一个早已堆得满满当当的大箱子里。
他甚至，连在礼金簿上，记下我的名字这个最基本的流程，都给省略了。
我的心，在这一刻，彻底地、完完全全地凉了。
整个婚宴，我都被安排在了那个最偏僻的、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角落里，和我同桌的，都是一些像我一样，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身份尴尬的远房亲戚。
我们一桌人，谁也不认识谁，谁也没有和谁说话，只是沉默地、麻木地吃着那些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山珍海味。
我看着满桌的龙虾、鲍鱼和那些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名贵菜肴，却感觉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人耍了的傻子，一个自作多情的小丑。
我用尽了我们全家的所有积蓄，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不远千里地赶来。
只是为了来参演一场与我自己毫不相干的、充满了疏离和冷漠的、荒诞的闹剧。
04
婚礼一结束，我没有在京城多待哪怕一天，我买了当天最晚的一班返回家乡的火车票。
在火车那熟悉的、有节奏的“咣当”声中，我失魂落魄地、像一个打了败仗的逃兵一样，回到了我那个熟悉的小城。
妻子李秀梅来火车站接我，她看到我那副丢了魂一样的、憔悴的样子，什么都没问。
她只是默默地从我手中，接过了那个空空如也的行李包，然后，她的眼眶，就红了。
回到家，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整整两天都没有出门，我感觉自己这辈子的脸，都在那场婚礼上，给彻底地丢光了。
因为我那份“沉重”的大礼，我们家给儿子周浩买婚车的计划，也彻底地泡汤了。
儿子的未婚妻，因为这件事，和儿子大吵了一架，他们俩的婚事，也因此而差点告吹。
整个家，都因为我的那次“北京之行”，而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中，死气沉沉。
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无尽的自我怀疑和悔恨之中，我开始觉得自己真的做错了。
我为了那点虚无缥缈的、可笑的“男人面子”，不仅掏空了我们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底。
还深深地伤害了我那个最爱我的、勤俭持家了一辈子的妻子，和我们那个即将要成家立业的、唯一的儿子。
时间，就在这种充满了压抑和争吵的气氛中，慢慢地流逝着。
几年过去了，我，周卫国，和我的妻子李秀梅，靠着省吃俭用，一点一点地，才把那个因为我的“冲动”而掏空的家底，又给重新攒了回来。
这几年里，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开车，除了单位的本职工作，晚上和周末，我还偷偷地跑起了网约车，每天都累得像条狗一样。
而我的妻子李秀梅，也提前办理了内退，在小区门口摆了一个小小的早餐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和面、做包子，赚的都是一毛一块的辛苦钱。
我们俩都老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了，但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那就是一定要尽快地把那个因为我而欠下的窟窿给补上，不能因为我的过错，而耽误了儿子周浩的人生大事。
而我的儿子周浩，也因为那件事，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地成熟和懂事了，他再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过一次关于买婚车的事情。
他和他的未婚妻小雅，也靠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地为他们的小家庭添砖加瓦。
他的那场因为钱的原因，而一拖再拖的婚礼，也终于在几年之后，在我们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被正式地提上了日程。
虽然我们家里的积蓄，依旧不是很宽裕，无法像别人家那样，给儿子在市里最高档的酒店，办一场风风光光的、气派的婚礼。
但是，我和我的妻子李秀梅，还是决定，要倾尽我们所有的一切，为我们唯一的、懂事的儿子，办一场虽然简单但却体面热闹的婚礼。
就在我儿子周浩婚礼的前一天，我们全家都在为第二天的婚礼，而忙得不可开交、人仰马翻的时候。
我们家那扇因为常年失修而有些掉漆的、破旧的防盗门，突然被人“咚咚咚”地敲响了。
门口，竟然来了一个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之外的、神秘的“不速之客”。
一个穿着一身笔挺的、崭新的军装，看起来非常精神干练、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从一辆挂着特殊牌照的、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黑色越野车上，走了下来。
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小王，是张司令的警卫员，他是奉了我们张司令的命令，特地从遥远的京城，连夜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赶过来的。
为的，就是在我儿子周浩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送上一份来自老首长的、特殊的新婚贺礼。
我，周卫国，在听到“张司令”这三个字的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感觉自己的大脑，都停止了思考。
我几乎是手忙脚乱地、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将这位来自京城的、尊贵的“贵客”，恭恭敬敬地请进了我们家那间只有十几平米的、狭小而又简陋的客厅。
警卫员小王，从他随身携带的那个看起来很严肃的、方方正正的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个用红色的绸布包裹着的、看起来包装极其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简陋的方形铁皮喜糖盒子。
他对我说：“周叔叔，这是我们首长的一点点心意，他本来想亲自来的，但是因为最近身体原因，实在是不方便远行。”
“所以，他特意派我过来，代表他本人，向您和嫂子，以及两位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表示最诚挚、也最热烈的祝福。”
05
我激动地、用一双因为常年开车而布满了老茧的、微微颤抖的双手，从他手中，接过了那个轻飘飘的、几乎没有什么重量的喜糖盒子。
但我的心里，却感到了一阵巨大的、难以言喻的失落和无法掩饰的、强烈的讽刺。
我当年，为了我那张可笑的、一文不值的男人面子，忍痛随了将近十万块钱的、几乎是我们全家身家的巨额大礼。
到头来，换来的，就是我的老首长，在几年之后，派他的警卫员，千里迢迢地送来的这么一盒普普通通的、甚至在任何一家小卖部里都能买到的廉价喜糖吗？
我的脸，仿佛在这一刻，被人用最响亮的、无形的方式，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火辣辣地疼，无地自容。
警卫员小王在完成了他所谓的“任务”之后，非常有礼貌地拒绝了我妻子李秀梅为他倒的热茶，甚至连一口水都没有喝。
他就对着我，敬了一个无比标准、也无比有力的军礼，然后便行色匆匆地转身离开了，他说他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我看着他开着那辆豪华的、挂着特殊牌照的军牌越野车，在邻居们那充满了羡慕和好奇的目光中，绝尘而去。
我再低头看了看我手中这盒轻飘飘的、充满了讽刺意味的廉价喜糖，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狠狠地堵住了，又酸又涩。
我越想，心里就越不是滋味，甚至产生了一种想要把它直接从窗户扔出去，扔进楼下那个肮脏的垃圾桶里的冲动。
我的妻子李秀梅，似乎是看出了我内心的失落、不甘和那份被深深伤害了的自尊心。
她默默地从我手中，拿过了那个被我捏得有些变形的喜糖盒子。
她用一种我从未有过的、温柔的语气，劝慰我道：“老周，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也许……也许人家首长是真的忙，日理万机的，能记得给你儿子送一份贺礼，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人家老首长的一点点心意，咱们不能辜负了，还是打开看看吧。”
我赌气似的，从她手中抢回了那个盒子，然后用我的指甲，粗暴地、发泄似的，划开了那盒喜糖外面包裹着的那层透明的塑料胶带。
然后，我用力地、带着一丝不屑和愤怒，打开了那个铁皮盒子的盒盖。
但是，就在我打开盒盖，看清楚了盒子里面所装的东西的瞬间，我整个人，当场就懵了，彻底地傻眼了。
盒子里面，根本就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廉价的喜糖。
在盒子的最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红色绒布，绒布的上面，安安静静地躺着一张微微泛黄的、用一种非常古朴的信纸、并且是用毛笔书写的信。
而在那封信的下面，压着的，不是糖，也不是钱，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