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评委直言：中国科学家，别在国内卷，去国际“战场”上卷！

2025年诺贝尔奖揭晓之际，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邹晓冬，作为诺贝尔化学奖评委，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科学界。

在接受《知识分子》专访时，她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科学家不要在国内卷，要去国际上卷”，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实则蕴含着对中国科研现状的深刻洞察与对未来的殷切期待。

从数量到质量的临界点

2025 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后，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诺贝尔化学委员会成员邹晓冬的系列访谈引发中国科研界深度思考。

这位拥有中国深造背景、参与诺奖评审四年的学者，在与媒体对话时抛出的观点直击痛点：“中国科研人员不应困在国内的评价体系里相互消耗，而要到国际学术舞台上参与真正的竞争。”

这番话并非空泛议论，而是基于对全球科研格局与中国科研现状的细致观察，其背后是中国科研从 “数量领先” 向 “质量突破” 转型期的现实困境。

邹晓冬的判断有着扎实的数据支撑，2023 年自然指数显示，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顶尖期刊论文贡献最大来源国，高影响力期刊论文占全球比重达 40%，是美国的四倍之多。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长期稳居全球科研机构排名前 2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4 年经费投入超 300 亿元，科研设备如大型同步辐射设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但在诺奖评审现场，这些数量优势并未转化为竞争力。

邹晓冬以金属有机框架材料领域为例，中国实验室贡献了全球近一半的相关论文，却多是对现有框架的参数优化与性能调整，少见从零起步的颠覆性突破。

“诺奖评审从不看期刊影响因子，只问这项工作是否开辟了新方向，是否被全球学术圈广泛认可并跟进”， 她强调，这种评价标准的差异，使得国内追求 “短平快” 成果的科研模式难以诞生顶尖创新。

国内的“内卷” 困境

国内科研的 “内卷” 困境，根源在于评价体系与资源分配的导向，高校与研究所的考核中，论文数量、期刊级别仍是硬指标，一篇 Nature 或 Science 论文直接关系到职称晋升、经费续拨与团队存续。

这种导向下，科研人员更倾向选择热门课题进行 “安全研究”，在已验证的领域微调参数、重复实验，快速产出符合考核标准的成果，某重点高校统计显示，本土独特问题研究占比不足 15%，绝大多数项目扎堆国际热点领域。

经费分配同样存在短期倾向，国家基金项目审批偏好可见成果的研究，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探索因失败率高往往被驳回。

邹晓冬对比中美科研环境时提到，美国虽经费总量不及中国，但对失败的宽容度更高，项目周期更长，研究者敢于啃硬骨头，这种差异直接体现在原创输出上。

中国科研人员数量超美国和欧洲总和，工程师与博士规模分别是美国的 7 倍和 2 倍，却在量子计算、蛋白质设计等基础科学领域仍处于追赶阶段。

从“单兵作战”到“军团协作”

与国内 “内卷”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舞台上 “真刀真枪” 的竞争与合作带来的突破，邹晓冬特别提及华中农业大学李国田团队的案例，将其视为 “国际卷” 的典范。

2021 年，李国田团队关注到美国华盛顿大学 David Baker 实验室的 AI 蛋白质设计技术，主动邮件沟通合作可能，将原本应用于医药领域的技术引入作物育种研究。

2024 年 David Baker 获诺贝尔化学奖后，双方合作升级，在 Nature 编辑部建议下，李国田团队牵头组建了涵盖中、美、英、德等六国专家的跨国团队，系统阐述 AI 驱动的作物改良新范式。

这项研究耗时一年多，大纲修改 3 轮，论文返修 4 次，博士生杨磊经历 20 多万次失败才成功设计出抗稻瘟病蛋白，最终成果被 Nature 接收。

邹晓冬评价，这种 “中国组局、全球协作” 的模式，正是 “国际卷” 的核心，不是简单比拼论文数量，而是整合全球智慧解决重大问题，在国际学术网络中掌握话语权。

“国际卷” 的竞争力，更体现在对学术规则的掌握与引领上，邹晓冬指出，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的参与度与影响力严重不足，即便在论文高产的领域，主旨报告也少见中国声音。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领域的例子尤为典型，中国论文占比全球近半，却在美国化学学会年会上难以占据核心讨论席位，形成 “干货最多、话语权最小” 的尴尬局面，而真正的国际竞争，不仅是成果比拼，更是规则制定与方向引领的较量。

她以 202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坂口志文为例，其免疫调节研究初期发表于非主流期刊，长期被忽视却坚持深耕，最终以开辟新领域的贡献获奖。

法伊特和汤普森的群论定理发表在非顶级期刊，仍因学术价值获学界认可，这些案例证明，国际学术舞台的核心竞争力是原创价值，而非发表平台的光环。

用全球语言重构发现

当被问及中国科研体制的改革方向时，邹晓冬建议建立“国际学术信用积分”制度：学者在跨国合作、国际期刊编委任职、海外实验室兼职等行为可获得积分，作为科研资助和职称评定的参考。

她透露，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在与欧洲研究理事会（ERC）探讨建立跨国科研信用共享系统，“这能让中国学者的国际贡献得到量化认可”。

邹晓冬还强调“逆向人才流动”的重要性：“不要只想着把人才送出去，更要吸引国际学者到中国实验室工作。”

他以自己担任首席科学家的中瑞联合实验室为例，该实验室通过设立“国际访问学者”岗位，吸引诺贝尔奖得主组建跨国团队，其产生的成果在国际顶级期刊的发表率提升40%，“国际学术界需要看到中国不仅是科研产出的大国，更是学术思想交汇的枢纽。”

对于中国科研的未来，邹晓冬持乐观态度，她认为中国已具备冲击诺奖级成果的基础，强大的科研队伍、持续增长的投入、日益提升的学术产出质量。

在MOF、碳捕集、新能源材料等领域，已涌现出具有原创潜力的研究方向。

她特别指出，MOF材料在改善湿稳定性、降低成本、实现吨级生产等方面正取得实质性进展，未来有望在碳中和、氢能源等重大议题中发挥关键作用。

“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趋势，诺贝尔奖已经越来越近”，她坚定地说，但距离真正的突破，仍需跨越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

结语

当中国科学家不再满足于在既有范式中“跑得更快”，而是勇于在无人区“走得更远”，当社会能够为那些“可能十年都没结果”的探索提供包容与支持，中国科学的突破将不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这不仅需要科学家个体的勇气与远见，更需要整个科研生态的转型，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从重短期绩效转向重长期价值，从封闭竞争转向开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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