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落幕之后，日本为快速恢复人口，手段实在不堪

1946 年开春的东京，空气里还飘着烧过的木头味儿。8 岁的小美穗攥着妈妈的衣角，在粮站排队排了快俩小时，脚都冻麻了。前面的老奶奶背着半袋红薯，走一步晃一下，嘴里念叨着 “要是我家一郎还在就好了”—— 一郎是她孙子，1944 年被征去当兵，再也没回来。
那天排到她们的时候，粮站的人说 “今天配额又少了”，最后只给了一小把糙米。回家路上，小美穗看见街边坐着好多拄拐的男人，要么少了胳膊，要么少了腿，还有些老太太在垃圾堆里捡菜叶子。她问妈妈 “为啥街上见不着年轻叔叔呀”，妈妈眼圈红了，没说话，只是把她攥得更紧了。

现在咱们看日本，总觉得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可那会儿的日本，真就是个烂摊子。城市里的房子十栋有八栋是塌的，工厂大门都锈死了，最要命的是 —— 能干活的人没了。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整个二战下来，日本战死的青壮年男性超过三百万，这啥概念？相当于当时日本每五个年轻男人里，就有一个没回来。
你想啊，种地要靠壮劳力吧？工厂开工要年轻人吧？就连修个路、挑个水，都得有能出力的人。可那时候的日本街头，走十步能着着八个老人、小孩，要么就是伤残的士兵，正经能扛事的年轻男人比黄金还稀罕。粮食越种越少，工厂开不了工，这就跟恶性循环似的，越缺人越穷，越穷越难养活人。
日本政府那时候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天天开会琢磨咋能把人口提上来。后来听说苏联那边也缺人，人家把女性结婚年龄降到 16 岁，生一个孩子给补贴，奶粉、布料都管够，人口恢复得还挺快。日本一看 “这招好使啊”，结果学的时候直接跑偏了 —— 人家苏联是 “鼓励”，日本直接来 “硬的”，1947 年干脆改了法律，把女性法定婚龄降到 13 岁。

13 岁啊！现在这年纪的孩子还在初中背英语单词、躲在被窝里看漫画呢，那时候的日本姑娘，就得被逼着嫁人。我知道一个叫山田花子的姑娘，当年就是 13 岁被催着结婚的。她本来在村里小学念四年级，数学还挺好，老师说她以后能考上东京的中学。结果有天村长上门，拿着一张纸说 “按新政策，你得嫁人了，不然家里要罚钱”。
花子的爸妈哭着求村长，说孩子还没长熟呢，可村长也没办法，说 “这是国家规定，我也没法子”。最后花子嫁给了邻村一个 35 岁的老兵，那老兵在战场上伤了腿，走路一瘸一拐，干不了重活。花子嫁过去第二年就怀了孕，那时候她才 14 岁，身体还没长开，怀孕的时候吐得厉害，走路都得扶着墙。生孩子那天，村里的接生婆来了，折腾了整整一夜，花子疼得快晕过去，最后总算生了个女儿，可接生婆说 “你这身体太弱，以后生孩子可得小心”。

可哪有小心的余地啊？政府规定每户人家最少得生五个孩子，生不够就罚钱。那时候的罚款可不是小数目，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花子后来又怀了四次，有一次怀到五个月的时候流产了，她躺在床上流眼泪，老兵蹲在门口抽烟，一句话也不说。等到花子 20 岁的时候，她已经生了四个孩子，看起来却像四十岁的人，头发白了不少，背也有点驼，以前喜欢的花布裙子再也穿不上了。
除了逼小姑娘早结婚，日本政府还有个更不地道的招 —— 成立 “特殊慰安设施协会”。你别听这名字挺 “官方”，说白了就是给驻日美军提供 “服务” 的地方。那时候美军刚进驻日本，手里有粮、有罐头，还有各种物资，日本政府想讨好他们，怕美军闹事儿，就琢磨出这么个法子。
他们还到处贴广告，说去那工作是 “为国奉献”，不仅能优先领粮食，还能给家里换布料。好多女性都是被逼得没办法才去的，佐藤雪就是其中一个。她老公 1943 年战死在太平洋战场，留下她和一个两岁的儿子。1946 年冬天，家里的粮缸见了底，儿子冻得直哭，她在街上看见招人的广告，以为是去做饭或者缝衣服，就报了名。

结果去了才知道是咋回事。那地方是个大院子，里面隔成好多小房间，每天都有美军进进出出。雪想走，可负责人说 “你已经签了合同，走了就得赔违约金，你赔得起吗？”。她在里面待了半年，得了一身病，后来被赶了出来，等她回到家，发现儿子已经病死了 —— 邻居说孩子发烧，没人管，最后没挺过来。雪抱着儿子的尸体哭了整整一天，后来就没人再见过她，有人说她去了乡下，也有人说她跳了河。
更让人心里堵得慌的是，那时候美军在日本特别横，有些士兵欺负日本女性，日本政府也不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想啊，政府都不撑腰，那些女性能咋办？结果没几年，日本就多了几十万日美混血儿。这些孩子里，大部分爸爸都是美军，等美军撤走的时候，他们就把孩子和妈妈扔在日本，自己回美国了。
小一郎就是个混血儿，他现在快 80 岁了，前几年还接受过采访。他说他妈妈以前是纺织厂女工，1947 年被一个美军士兵欺负后怀了他。那士兵走的时候说 “我会回来接你们的”，结果再也没消息。小一郎小时候跟妈妈住在一起，邻居都看不起他们，小孩见了他就喊 “杂种”，扔石头打他。他妈妈白天出去捡垃圾，晚上回来缝衣服，勉强能让他吃饱。

后来妈妈得了肺结核，没钱治，在他 10 岁那年走了。小一郎成了孤儿，去孤儿院待了没几天就跑了 —— 孤儿院的孩子也欺负他，抢他的饭。他开始在街头流浪，捡别人剩下的饭团，冬天就躲在桥洞底下。有一次他偷了个面包，被老板追着打，腿被打断了，后来走路一直有点瘸。他说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 “战争” 这俩字，“要是没战争，我妈妈不会那么苦，我也不会像条狗一样活着”。
就算搞了早婚、慰安所，日本人口还是涨得慢 —— 毕竟年轻男人太少了。政府又想出个招，就是 “默许一夫多妻”。虽然法律上不允许，但只要你能生孩子，一个男人跟好几个女人过，政府也不管。铃木健一就是这么个人，他当年 28 岁，没在战争里受伤，身体好，村里就撮合他跟三个寡妇一起过。
这三个寡妇都有孩子，最大的 12 岁，最小的才 4 岁。铃木家每天跟打仗似的，早上起来要做七口人的饭，白天他去工地干活，三个女人轮流种地、喂猪、缝衣服。晚上回来，他得帮孩子们洗澡、讲故事，有时候一个孩子哭，其他几个跟着哭，他头都大了。虽然人多，但也穷，孩子们的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冬天只有一件厚棉袄，谁出门谁穿。

铃木后来跟人说，他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 “孩子能多活几个”—— 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孩子容易生病，有一次小女儿得了肺炎，没钱看医生，他抱着孩子跑了几十里路，找了个老中医，才算把孩子救回来。他说 “我不是想娶三个老婆，是没办法，她们都是没了丈夫的人，我不帮她们，她们活不下去，国家也需要孩子，我只能这么做”。
就这么折腾了二十年，到了 60 年代，日本人口总算恢复得差不多了。更巧的是，那会儿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给日本好多订单，让日本生产炮弹、衣服、罐头，日本经济一下子就起来了。东京盖起了摩天大楼，新干线跑得比火车还快，街上到处是汽车，看起来特别风光。
可没人提那些 13 岁就结婚的姑娘，她们的身体垮了，一辈子都在生孩子、带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没人提那些在慰安所里死去的女性，她们的照片被烧了，名字被抹了，就像从来没活过一样；也没人提那些混血儿，他们在歧视里长大，一辈子都活在 “异类” 的标签下。
有一次我去日本旅游，在东京街头看见一个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喂鸽子。导游说那老奶奶可能就是战后早婚的女性，一辈子没读过书，没工作过，就围着家庭转。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起花子、雪、小一郎，还有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日本的 “经济奇迹” 确实厉害，可这奇迹的底下，埋着多少姑娘的青春、多少孩子的眼泪啊？
现在的日本总说 “尊重女性”，可他们很少提这段历史。就像一件漂亮的衣服，里面破了个大洞，他们就把洞遮起来，假装看不见。可那些痛苦是真的，那些牺牲也是真的，就算过了几十年，也不该被忘了。毕竟，一个国家的历史，不光有风光的时刻，更该有那些需要记住的、不那么体面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