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解释了为什么要“反内卷”？|【经纬低调分享】

“恐惧与希望的平衡，才是创新的原动力。”

当生成式 AI 在两年内横扫技术、语言、艺术、法律等各个领域，重构产业格局时，熊彼特百年前 “资本主义本质是创造性破坏” 的预言，正以更猛烈的姿态照进现实。

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恰为这场变革提供了理论锚点 —— 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与乔尔・莫基尔，因破解 “创新如何驱动长期增长” 的谜题共享荣誉，其研究不仅串联起工业革命到 AI 时代的增长逻辑，更直指当下 “反内卷”“反垄断” 的核心矛盾。

阿吉翁与豪伊特将熊彼特的哲学洞见转化为可落地的数理模型：他们用 “动态垄断” 诠释经济增长是 “微型革命” 的接力，以 “倒 U 型曲线” 揭示关键 —— 当竞争强度适中，垄断者的危机感与挑战者的希望感达成平衡，“逃离竞争效应” 会催生最强创新动力。这恰恰解释了为何单纯价格战会陷入 “内卷陷阱”，反内卷并非否定竞争，而是要将博弈拉回 “鼓励差异化研发” 的理性区间。

而莫基尔则补上了关键拼图：创新成为社会常态，不只依赖企业博弈，更需 “允许试错、奖励新知” 的制度与文化基底。当 AI 监管、平台治理成为全球议题，这场诺奖传递的信号愈发清晰：经济增长从不是垄断的 “躺赢”，也不是内卷的 “内耗”，唯有构建 “适度竞争 + 良性制度” 的温床，才能让创新在变革时代持续迸发生命力。以下，Enjoy：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这几年，我们的生活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

生成式AI从论文走进现实，不到两年，便让语言、艺术、法律、教育、金融等领域重新洗牌。仿佛都在验证熊彼特那句一百年前的预言：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创造性的破坏。”

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在关心什么呢？当人工智能也能创造的时候，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不是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国家应该如何厘清创新、竞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前，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秘书长也是有意在卖关子，在宣布得奖名单的时候，先抛出一个关键词“创造性破坏”，然后停顿了几秒，翻页，念出今年三位得奖者的姓名：

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以及乔尔·莫基尔。

三位经济学奖获得奖者

在这样的语境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25年颁给“创新驱动增长”这个方向，就显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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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二代出身的经济学家

先说说阿吉翁。

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布朗大学教授豪伊特合作了数十年，一起系统性地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内生增长模型。

他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阿吉翁出生于巴黎，母亲加布丽埃·阿吉翁是法国时尚品牌蔻依Chloé的创始人。这个品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引领了巴黎轻奢风潮，卡尔·拉格斐早年就是该品牌的首席设计师。

可以说，他一出生，就站在时尚与财富的浪尖。他的人生本应当在左岸的咖啡馆与艺术沙龙之间左右逢源，而不是在数理经济的推导式中徜徉。但命运似乎总爱反讽，阿吉翁选择了经济学，选择了模型，选择了冷静的推理。

他曾经来过笔者博士读书的学校——图卢兹经济学院访问过一段时间，也给我们讲过课，指点过论文。

他身上不仅带着一种典型的巴黎式傲气，那种相信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的自信；还带有传统富贵之家的疏离感。但是，傲气和疏离的背后，阿吉翁在经济学方面惊人的工作热情和理论直觉是掩盖不住的。

菲利普·阿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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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

阿吉翁的贡献主要在创新增长理论，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此时都不免提出一个问题——他和熊彼特有什么区别？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提出于20世纪初。它的意思是：技术创新会摧毁旧的产业结构，让新企业取代旧企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这个观点很有力量，却缺乏实操性。

因为熊彼得的观点只描述了一个现象、一个趋势，但是具体到如何来促进“创造性的破坏”，促进的度又是什么？就算是想推出政策，也要知道政策应该怎么设计才行。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贡献便在于，他们把熊彼得的思想从经济哲学变成了严格证明的数理模型，并且给出了对现实有着深刻影响的洞见。

长期以来，对于“创新是怎么被激励的”，经济学界一直有两个观点：

熊彼特认为创新需要市场力量，因为当企业有了市场力量，就可以赚取大量的利润，就可以规划长远，而竞争会削弱创新；但是肯尼斯·阿罗则认为竞争者更有创新动力，因为垄断者创新经常会得不偿失——自己成功了，也不过是原地踏步，即便是失败了，如果竞争者没有成功的话，依然保有垄断地位。

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好像也都不全面。

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阿吉翁和豪伊特利用熊彼特的观点构建了一个动态垄断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整个经济由许多并行的行业组成，每个行业在任意时刻都有一家垄断企业，每个环节的潜在竞争者也在持续研发，一旦研发成功，新企业产品质量更高，就取代了旧企业，形成新的垄断。

就这样，经济增长就成了一连串“微型革命”的结果：每次创新都会提升生产率，但同时也会让旧的技术体系消亡。增长，不再是资本积累的自然延伸，而是一场永无休止的创新接力赛。

这个模型提供了新的洞见：一方面，创新是有收益的，创新会让挑战者成为新的垄断者，通过专利保护和商业机密的方式，来让自己的创新收获市场回报；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上大家都在创新，企业好不容易成为垄断者了，没几天就被其他人给“创造性破坏”了，那还投资做什么创新呢？

因此，阿吉翁和豪伊特断言：创新和专利保护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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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他们更进一步，提出了“倒U型曲线”来解释竞争和创新的关系，完成了对阿罗和熊彼特观点的统一概括。

具体来说，垄断者和挑战者对创新的态度都是复杂的。

垄断者的创新动力在于手握利润和资源，阻力在“垄断者创新成功等于白费”，甚至有可能削弱自己的垄断收益。

挑战者创新动力在于一旦成功就可以一举成名，收获一个属于自己的市场；但阻力在于，当竞争太激烈时候，就算自己成功了，成功后的收益期过短，自己很快会被新的挑战者挤下去。

如图所示：左边是无法战胜的垄断者，右边则是超级激烈的竞争。当竞争过少的时候，垄断者很安全，因此也没有必要投入多来进行研发，创新比较慢；而竞争强度太大的时候，竞争者会觉得自己就算成功了也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越，所以创新动机也不高。

最好的区间是在中间，也就是适度竞争的时候，此时，垄断者有危机感，竞争者有希望感。

当竞争刚好激烈到让现有企业担忧、又不足以让创新回报归零时，企业反而会加大研发投入，希望逃离竞争，重新获得领先。他们把这种机制称为“逃离竞争效应”。

换句话说，恐惧与希望的平衡，才是创新的原动力。

这一点不仅仅宏观上成立，其实微观上也一样的：如果一项工作特别难，我们可能没什么动力去做；如果一项工作特别容易，我们可能也没什么动力。只有落在中间的时候，有挑战又有希望的时候，我们就更有动力去做它。

这套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到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政策、教育投资等领域的研究中。甚至如今我们讨论AI监管、平台治理、产业集群的政策问题，几乎都能在“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中找到逻辑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觉得诺奖获得者的年龄偏大，批评说经济学奖是养老奖，其实是有点冤枉了。像阿吉翁和豪伊特，令他们今年得奖的工作，在1992年就已经有了。经济与现实高度相关，往往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检验，包括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理解、认可和执行，才能愈发地认定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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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也要反内卷

和那些专注于书斋的理论大师不同，阿吉翁并不是一位只待在模型里的经济学家。他很入世，对于政府应该如何塑造创新这个问题，他的答案简单而深刻：

“政府不能创造增长，但能创造适合增长的制度环境。”

在他的著作《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中，他提出政府的任务不是替代市场，而是维持创新的张力。即让现实落在倒U型的高点：反垄断不是为了消灭大公司，而是确保它们永远有竞争者；补贴的意义也不是单纯的撒钱搞创新，而是让创新风险在社会层面得到合理分担。

这些思想的延伸，也让阿吉翁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政策顾问之一。他曾任法国总统经济顾问团成员，多次参与欧盟创新政策的制定。可以说，他在现实世界中，也试图让“创造性破坏”变得更具“建设性”。

把“阿吉翁-豪伊特”的框架应用到现实，它给我们最直接的提醒就是：创新最旺盛的区间来自适度竞争。

反垄断的核心，不是“一刀切”地解散大公司，而是维护进入的可能性与可争夺性；规模本身有时能带来学习曲线和研发外溢，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由封锁式优势导致的排他与惰性，而非规模这一形式。

同样，反内卷也并不等于限制一切竞争。单纯的价格战与补贴战会压缩创新的净回报期，把行业推向“倒U型”的右端，形成“看似热闹、实则削弱研发”的创新陷阱。更可取的做法，是把竞争从过强拉回到能支撑长期研发计划的区间：允许合理利润，鼓励差异化与技术路线之争，淡化单一价格维度的恶性博弈。

在政策组合上，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对通用性强、前沿不确定性高的技术领域，长期而透明的研发支持可以与开放的市场进入并行：前者为投入托底，后者避免技术路径被单点封锁。两者合力，能够激发阿吉翁-豪伊特的逃离竞争效应，让既有者不敢躺平，让后来者看得见机会。只有这样，创新才会更有持续性。

毕竟，创新的种子既不生于垄断的冻原，也不长在内卷的火海；它需要一片竞争恰到好处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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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三位学者属于统一领域理论的开发者不同，今年的经济学诺奖并非由三个人平分，而是阿吉翁和豪伊特共享一半的奖励，莫基尔则独享另一半。

美国西北大学任教的莫基尔，严格来说是经济史学家，长期研究思想、制度与技术之间的互动。他试图在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创新为何会成为一种长期的社会常态？”他并不满足于“英国有煤、荷兰有贸易”这样的物质解释，而是追问思想与制度如何塑造了一个“允许试错、容忍失败并且能奖励新知”的文化基底。

乔尔·莫基尔

把两路工作摆在一起看，分奖金的意图就清楚了：阿吉翁和豪伊特告诉我们“创新如何转化为增长”——在一个给定的制度环境里，企业如何在竞争与垄断之间进行研发布局；莫基尔告诉我们“何以会有这种制度环境本身”——思想与规则如何让知识得以积累、交流与复用。

一个给出“发动机如何运转”的工程图，一个追溯“发动机为何被造出并持续保养”的历史账。两相交叉，恰好把创新的作用一路从工业革命铺到AI时代，形成了全景图。

也正因为如此，今年的诺奖并不是单纯给一个模型或给一部经济史书。它用一次不对称的奖金分配，试图告诉我们：增长既需要严格的机制，也需要宽阔的文明背景。把微观激励与宏观文化拼在一起，我们才看得见现代经济的真正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