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下了步“险棋”，抢在中国之前，向外界公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在距离APEC召开还剩下两周的时候，韩国外长宣布了一个事关中国的重磅消息。

据韩联社报道，本月13日韩外长赵显在国会会议上宣布：中方将亲自访韩并出席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他表示，届时，韩政府将争取借机推动韩中领导人之间的交流。

庆州峰会倒计时

作为 2025 年 APEC 东道主，韩国对此次峰会的重视程度远超以往。李在明政府上台后，始终将 “借助多边平台提升国际影响力” 作为外交核心目标，而 APEC 峰会被视为实现 “全球枢纽国家” 愿景的关键抓手。

从筹备进程看，韩国不仅需要展现对亚太经济合作的协调能力，更希望通过峰会成果缓解国内经济压力 —— 中国已连续 18 年保持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占其出口总额的 22%，中韩经贸互动直接关系韩国制造业复苏节奏。

更深层的焦虑来自区域格局的微妙平衡。9 月以来，韩国推行 “先日、再美、最后中国” 的外交行程安排，被韩媒解读为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尝试，但这一策略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9 月 17 日，赵显在北京与王毅会谈时曾明确表态，期待以 APEC 为契机深化中韩高层交往，双方当时达成 “相互协调办好今明两年 APEC 会议” 的共识。

但仅一周后，赵显便在纽约与美日外长联合发布针对中国的声明，这种摇摆姿态让中韩互信基础承受考验。

随着峰会临近，美方态度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韩国的压力。有消息显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计划于 10 月 29 日访韩，但可能缺席 APEC 峰会主体活动，而其多次表达的 “借韩国场地与中方对话” 诉求，更让韩国陷入 “需同时协调中美立场” 的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中方参会与否成为衡量峰会成败的关键指标，也催生了韩国 “抢先官宣” 的外交冒险。

外交 “越线” 背后

韩国此次非常规操作，实则是多轮外交试探未果后的选择。10 月 7 日，赵显曾应约与王毅通电话，反复强调 “期待以 APEC 为契机促进高层交往”，并承诺 “竭尽所能发展对华关系”。

但王毅在回应中着重提及 “排除干扰、相互成就”，特别强调今明两年中韩接续主办 APEC 需 “相互支持”，这番表态被解读为中方对韩国此前 “双面外交” 的隐性回应。

电话沟通未获得明确答复后，韩国转向媒体渠道施压。10 月 9 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中方参会安排时，仅表示 “高度重视 APEC 合作，愿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对具体出席规格和领导人会晤问题则以 “无相关信息可提供” 回应。

这种模糊表态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的不安 —— 若中方以较低规格参会或派特使出席，不仅会削弱峰会影响力，更可能让韩国推动的 “亚太供应链协调”“数字经济合作” 等议题失去关键支撑。

10 月 13 日的国会官宣，成为韩国打破僵局的 “险招”。从外交惯例看，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行程通常由主办方与受邀方协商一致后，按 “受邀方先官宣或双方同步发布” 的原则操作。

赵显在国会公开披露中方行程的做法，显然突破了这一常规。韩联社在报道中特别强调 “赵显的表态得到总统府默许”，暗示这是李在明政府层面敲定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此次操作留有后路。赵显在声明中刻意使用 “中方将亲自访韩并出席” 的表述，未明确 “亲自出席” 的具体层级，既为中方可能派出的不同规格代表团预留解释空间，也试图通过舆论压力促使中方以更高规格参会。

但这种策略面临显著风险：10 月以来，中方刚对韩国华海海洋株式会社及 5 家美国关联企业采取反制措施，经贸领域的摩擦让双边关系本就存在变数。

中方回应的 “留白艺术”

面对韩国的非常规操作，中方保持了外交定力与策略灵活性。截至 10 月 15 日，中国外交部未就赵显的声明发布针对性回应，延续了此前 “聚焦多边合作、淡化双边争议” 的表态基调。这种 “不否认、不确认” 的姿态，实则蕴含多重考量。

从多边合作维度看，中方始终重视 APEC 平台价值。王毅在 10 月 7 日的通话中已明确，中方愿与韩方 “凝聚各方共识，维护国际贸易体制，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

事实上，中国作为 2026 年 APEC 东道主，正牵头制定《亚太数字贸易框架》，目前已有 12 个经济体签署意向书，韩国若被排除在外，将错失估值超 5000 亿美元的市场机遇。这种利益绑定为中方参会提供了基础，但具体参与方式仍需考量双边关系氛围。

在双边互动层面，中方的审慎态度与韩国近期的政策摇摆直接相关。

9 月以来，韩国一方面寻求对华经贸合作回暖，加快推进韩中日自贸协定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安全领域强化与美日协同，其主导的 “印太经济框架” 因排斥中国企业，成立两年仅达成 1 项实质性合作协议，与中老铁路货运量 67% 的同比增幅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矛盾姿态让中方不得不对 “高层会晤实际成效” 保持观望。

区域安全议题的复杂性更增加了决策考量。朝鲜半岛局势近期出现新的波动，韩国对中朝关系发展表达担忧，希望中方在半岛问题上发挥 “建设性作用”。

而中方一贯主张 “半岛问题需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但同时强调 “各方应相向而行”，这种立场与韩国 “希望中方单独施压” 的预期存在差距。APEC 作为经济合作平台，是否应承载过多安全议题讨论，成为中韩之间潜在的分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