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的巨大屈辱开启了维新时代

马关条约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当中日和谈刚刚开始时，各省举人正在向京师赶来，参加科举考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也在其中。1895年4月15日，康有为偶然获知《马关条约》将要签订的消息，他立即嘱咐弟子梁启超去发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绝日本的议和条件。

梁启超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赖际熙等百余人，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等数十人得知梁启超的活动后，要求在请愿书上签名，力言台湾不可割，人心不可失。4月22日，他们将请愿书递交都察院，请求转奏光绪帝，到没有如愿。

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青年举子不在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关注天下大事，这在更多举子中引起连锁反应。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举人效法梁启超等人，上书都察院。

来自台湾的举人罗秀惠等人捶胸顿足，垂涕请命，哀求清政府不要抛弃台湾，不要狠心丢弃台湾儿女，不要使百万台湾民众成为流浪天涯的海外弃儿。他们的哀求感人至深，其他人也跟着流泪。

这些举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康有为意识到民气可用，各省举人只要联合起来，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体请愿，或许能够促使当政者觉悟。他在5月1日召集十八行省在京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聚会松筠庵，准备再次集体上书，请求清政府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认为只有迁都才能拒和，实行变法才能救国，将变法维新作为挽救民族国家的重要手段。

根据各省举子的讨论，康有为在此后一天两夜的时间里奋笔疾书，写成长达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由梁启超、麦孟华等连日缮写一千余份，遍传京城，震撼朝野。

这份请愿书说，台湾一割，天下离心，士民涣散，列强必将效法日本的所作所为，接踵而来，中国必将在列强瓜分下土崩瓦解，所以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为了挽救中国危局，该请愿书给出四个方案：第一，希望光绪帝下三诏，一是仿历代先例下罪己诏，激励天下，共雪国耻；二是下明罚之诏，严厉惩办那些主和辱国、割地赔款的大臣，严厉追究那些作战不力、丧师失地的将帅，以及那些调度非人、守御无备的疆吏，以期刷新朝政，振奋士气；三是下求才之诏，破格提拔那些有作为、有能力、有胆识、有谋略的将帅和封疆大吏，甚至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延聘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以便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之恩，为国出力，报效国家。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迁都是战争发生后朝野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辽东半岛被日本占领，京师屏障不复存在，京都已正面暴露在日军面前，成为中国放开手脚施展全力的束缚。所以，中国想要进行长久抵抗，想要以持久战消耗日本，战而胜之，就应该将首都西迁。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提拔一批新将领，用新式方法训练新兵，并筹集款项向西方国家购买先进武器，这样就可以做到器械精锐，有恃无恐，稳操胜券。

第四，变法成天下之治。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改变过去的保守和封闭的策略，转而采取一种改革创新、面向世界的治国方略，以适应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

至于具体方案，康有为提出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所以即便清朝的科举制僵化了，但一批爱国知识青年在国家危亡之际突破固有思维希望更化改制，图强自守。

康有为起草的这份上书在崧筠庵供各省举子自由观看数天，许多举子纷纷在上面签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有意思的是，清政府没有严格禁止公车上书，与康有为起草这份上书的同时，各省的应试举子还通过不同方式向清政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尽管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气势，但仍然没能改变清政府的决定。毕竟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了，失败者是没有资格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只能被迫签字并遵守，如果刻意拖延或者毁约，中国将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此，公车上书没有起到实际的政治作用，但它却以实际行动将年轻一代读书人动员起来了，使他们明白除了要埋头苦读，还要关心天下事。

危机之下，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关心政治、介入政治，体制内的开明官僚和年轻官僚也开始转变观念。他们认为，《马关条约》的签订并不会化解中国的危机，反而可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动荡期，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吸取战争的教训，亡羊补牢，变法图强，更大的危机可能还在后面。

清廷内部开始酝酿变法图强的情绪，内部的官僚阶层也分化了，有些继续得过且过，浑浑噩噩。而年轻官僚、开明官僚，甚至包括光绪帝都在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思考怎样更化改制，弃旧图新，将中国带到一条新路上去。

1895年5月初，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分别致函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龢、大学士李鸿章等政府要员，认为中国再次面临历史性大转折，必须尽快调整内外政策，维新变法，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后发制人。他建议先在中央政府层面进行改革，吏政、礼政、刑政可暂不更动，户政、兵政、工政必须改变。中国目前的实力根本不足以废约再战，只能隐忍当前，接受屈辱，卧薪尝胆，发奋自强，壮大国力，力筹报复，十年二十年都不算晚。

在这样的形势下维新变法逐渐成为开明官僚的共识，守旧如翁同龢者也已意识到旧法不足恃，户政、兵政、工政等，确实面临非常繁重的改革任务，清政府还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发行印花税，开设银行，办理邮政，修筑铁路等，至少在经济层面，应该与西方国家步调一致。他还利用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将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等著作推荐给光绪帝，希望以此促使光绪帝推动维新运动。

在各方力量推动下，最主要是受国内外大势所迫，年轻的光绪帝维新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觉得中国有必要放弃先前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的模式，注意从政治层面、制度层面乃至文化层面进行改革。

7月5日，光绪帝在战争善后完成之时，发布《举人才诏》，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荐人才，破格提拔那些具有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能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以及那些具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的各种人才，一秉大公，详加考核，任命适当的职务或职位。

由于切合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举人才诏》以及在此前后发布的一系列改革文件，获得各省督抚的积极响应。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就人才储备等问题提出九点建议。在天津具体操持新法练兵的胡燏棻也在此前后向清廷《变法自强疏》，明确提出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引起光绪帝的高度重视。

当时的政界和知识界已经形成推动中国维新变法的共识，像胡燏棻这样的思考在当时具有普遍性，比如曾两次参加中日善后谈判的伍廷芳也曾上书清廷，建议清廷讲究洋务以御外侮、整顿武备以固疆圉、牵制强邻以资控驭、速绘舆图以便布置等，从内政到外交，到武备，再到教育、经济体制等等，都出了一些好主意。

总而言之，《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也正是在这个巨大挫折之后，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思索，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化耻辱为动力，视敌人为榜样，重走当年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开始了一个维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