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叛徒蔡孝乾的结局：被老蒋长期监视，死后子女改姓墓碑不敢写名

1950年3月清晨，台湾嘉义县竹崎乡的田埂上，化名“老郑”的蔡孝乾裹着灰色短褂，为解深山六十天的口腹之欲，偷偷溜下山寻西餐。

走到村口老榕树下，蔡孝乾被翁连旺带领的特务按倒。

冰冷枪口抵着腰侧时，这位曾走过长征的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未做丝毫反抗，反倒连声求饶。

连他身边16岁的小姨子马雯娟都比他镇定。

这段真实历史被搬上《沉默的荣耀》时，弹幕里满是“太讽刺了，长征走下来的人竟这样没骨气”“连小姑娘都比他有骨气，他的信仰早被贪念吃没了”的评论，不少网友是翻出史料，痛斥“为了口吃的就卖同志，这种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当年负责审讯的特务谷正文，在回忆录里毫不掩饰鄙夷，称他是“最无用最无志之人”。

他将吴石、朱枫等1800多名同志的信息和盘托出。

即便后来靠出卖同志换得少将军衔，他仍满心恐惧，逼着儿女改姓、伪造户籍，让家人隐姓埋名60年，至今查不到半点子女信息。

1982年病死后，骨灰也只被草草埋在阳明山公墓角落，墓碑仅刻“蔡公”二字。

而这样一个终其一生被耻辱与恐惧缠绕的人，早年却曾是革命浪潮里的“新星”。他到底是如何信仰崩塌，如何彻底堕落？

（一）

1908年，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

当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岛上的汉人子弟被强制接受日式教育，以抹去民族记忆。

蔡孝乾6岁进入彰化公学校，这是一所专为台湾人子弟设立的小学，课堂上教授的所谓“国语”并非母语，而是日语。

每日清晨，学生们必须向日本天皇的画像鞠躬，背诵日文课文，接受殖民者的文化灌输。即便如此，年轻的蔡孝乾并未完全被同化，他在课余时间常听家中长辈讲述大陆的往事，对祖国的概念虽模糊却充满向往。

1922年，蔡孝乾从公学校毕业，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担任代教员一年。

他在教学中接触到更多台湾同胞对殖民统治的不满，逐渐萌生出反抗的意识。

1924年春，16岁的他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所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创办的学校，成为他人生转折的起点。

上海大学汇聚了当时中国最激进的思想，瞿秋白、施存统、彭述之等共产党人担任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任弼时等人在此任教。

校园内，学生社团活动如火如荼，反帝反封建的呼声此起彼伏。

蔡孝乾迅速融入其中，参与组建各类学生团体，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浓厚兴趣，成为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1927年，共产国际通过布哈林起草的“有关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明确将朝鲜和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列为日本共产党的重要使命。

次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等7名台籍共产党人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台共，初期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

蔡孝乾积极参与其中，成为台共早期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思想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激进化，立志为台湾摆脱殖民统治、回归祖国而奋斗。

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东征进入漳州城。

4月24日，一位名叫李文堂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委员”找到蔡孝乾。

李文堂是海南岛人，海员出身，曾参与1924年省港大罢工，两年前以“巡视员”身份与蔡孝乾有过联系。

这次，他带来一个重要的邀请：“欢迎你到红军中来工作。我们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苏区物质条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点苦，工作是愉快的。”

随后，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亲自接见蔡孝乾，安排他进入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化名“蔡乾”，并将编印的刊物《红色战士报》交由他主编。

蔡孝乾欣然接受，从此踏上革命道路。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占领漳州，带给我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是属于实际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属于意识观念方面的。从那天起，我就成为所谓‘红色战士’的一员了。”

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蔡孝乾与萧华、舒同等人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他对“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印象颇深，回忆道：“胡底可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以前在上海从事‘左联’戏剧活动。进入苏区后，红军中的戏剧活动都由他领导。”

这些接触让蔡孝乾感受到革命队伍中浓厚的文化氛围，也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

同年6月中旬，蔡孝乾随队抵达长汀，这里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距瑞金仅60华里。

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的任弼时，曾是上海大学的俄文教授，与蔡孝乾有师生之谊。

抵达长汀第三天的清晨，周恩来拿出两本日文书交给蔡孝乾，一本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另一本是日共领导人佐野学的《国家论》，后者是对列宁著作的通俗阐释。

周恩来嘱咐道：“请蔡孝乾先把列宁著作译出。”

蔡孝乾因身边没有日文辞典而感到为难，周恩来告知：“到了瑞金叶坪中央教育部可借，那边正筹建中央图书馆，有大批日文书刚从漳州运来。”

蔡孝乾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前往瑞金途中，蔡孝乾一行遇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见他们走得汗流浃背，毛泽民主动让出自己的马，轮流供他们骑乘。

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召开“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孝乾被选为总同盟主任，张华为组织部部长，张爱萍为宣传部部长，邓颖超等35人为执行委员。

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也在“反帝总同盟”工作，蔡孝乾常与他聊至深夜，讨论革命形势与台湾的未来。

在中央苏区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蔡孝乾接触了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多位党政军领导人。

他以亲身经历记录下土地斗争、查田运动、扩红运动、财经运动、劳动政策、文教工作、肃反工作、合作化运动等历史片段，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经历让他对革命事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蔡孝乾随队出发。这段征程成为他人生中最艰苦的历练。穿越草地时，党和红军干部大量牺牲，队伍每日都在死亡的阴影中前行。

蔡孝乾凭借顽强的毅力，追随大部队完成壮举，最终到达陕北。他成为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干部，这一经历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

长征途中，他随叶剑英指挥的中央纵队作战，亲眼目睹了渡湘江战役的惨烈景象。

他在回忆中写道：“伤员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后面去……到这个时候为止，红五师已经有一个师参谋长、两个团长、一个团政委相继阵亡了，另有两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受伤了，连、营级干部的伤亡更多……”

这些血与火的洗礼，让蔡孝乾与老一代革命家培养出深厚的革命感情，也为他日后成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埋下伏笔。

（二）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孝乾随八路军总部奔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8年，他担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工作，在太行山前线与日军及汪伪军队展开心理战。

1939年，因前线形势严峻，党中央出于“保存干部”的政策，将他调回延安休整。

二战结束后，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台共被纳入中共党组织，成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省级党组织。

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

蔡孝乾向组织请调林英杰、洪幼樵和张志忠等人潜返台湾，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准备。

1946年5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台湾正式成立，蔡孝乾担任书记，陈泽生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部长。

陈泽生在抗战前便加入中共，拥有十多年党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党员。

洪幼樵则在福建打过游击，具备武装斗争的实战经验。

张志忠来自台湾嘉义，时在新四军工作，是武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

这三人成为蔡孝乾最重要的助手。

同年7月，蔡孝乾回到台湾，开始全面主持地下党工作。

然而，离台18载的蔡孝乾，对战后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陌生，人事关系几乎全然断裂，初期工作只能侧重于联络老台共党员以发展组织，成效并不显著。

据国民党情报部门后来公开的资料显示，截至1947年“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夕，台湾省工委党员不过70余人，在起义中未能发挥实质性作用。

尽管起步艰难，蔡孝乾并未因此退缩。

1947年“二二八”起义后，台湾社会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高涨，为地下党发展提供了土壤。

蔡孝乾抓住这一时机，加快组织扩张步伐，吸收更多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入党。

截至1949年底，台湾省工委党员人数已增至1300多人，势力逐渐渗透到国民党政府机关内部。

蔡孝乾一面采用合法的统一战线路线，将组织力量渗入各机关，发动工潮和学潮，制造社会动荡以孤立国民党统治。一面计划采取游击战术，利用台湾人民反蒋情绪，在各地建立武装组织，成立“武装工作队”，准备发动起义，推翻国民党政权。

同时，在党的建设方面，蔡孝乾积极发展新党员，壮大队伍，为未来的斗争积蓄力量。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台湾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

春季，中共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同志下达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

蔡孝乾亲自参与起草《攻台建议书》，向中共中央提出具体建议：“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1950）4月最为适当。”

同年12月，台湾省工委又发出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明确指出：“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为期是不远的。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很迅速很切实地来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

然而，蔡孝乾的个人生活却在这一时期逐渐偏离革命轨道。

回到台湾后，他发现岛上的经济水平远高于大陆，物质条件优越，生活方式多样。长期的艰苦斗争经历让他对舒适生活产生渴望，逐渐沉迷于享乐。

蔡孝乾开始热衷于联络台湾上层工商人士，频繁出入高档场所，甚至挪用组织经费以满足个人开销。

妻子去世后，他与年仅16岁（亦有说法是14岁）的妻妹马雯娟同居，这一行为在地下党内部引发非议。

更令人震惊的是，1949年，他竟向一些台湾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声称只要赞助经费，台湾解放后必予关照。

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地下工作的隐蔽原则，也让他的领导威信受到质疑。

陈泽民、洪幼樵等人虽未公开反对，但团队内部的裂痕已悄然形成。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并未对地下党的活动毫无察觉。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加强了对岛内治安的控制，军警系统开始密切监视可疑分子。

蔡孝乾推动的武装斗争和大规模发展党员的策略，进一步增加了组织暴露的风险。

他忽视了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提出的地下工作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急于在工人和学生中扩张势力，不经严格审查便吸纳新成员，为敌特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台湾省工委在表面上声势渐大，但内部隐患已如暗流涌动。

（三）

1949年底，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统治日趋高压，为加强对岛内局势的掌控，建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亲自出任主任，军警系统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系统性破坏。

就在这一背景下，台湾省工委的活动逐渐暴露。

1949年7月，有人捡到一份台共刊物《光明报》，转交给了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

蒋介石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限期破案。高雄警察局迅速行动，抓捕了4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亲自约谈学生，其中一名学生戴传李承认报纸是从妹妹戴芷芳处所得，而戴芷芳的上线正是基隆中学校长、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

《光明报》正是基隆市工委的宣传刊物。谷正文随即逮捕钟浩东，并在搜查中发现印刷器材及宣传资料。

钟浩东被捕后，深知难逃一死，面对审讯时直言：“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

尽管他意志坚定，但在夜以继日的讯问下，精神濒临崩溃，恍惚间反问谷正文：“老郑怎么样？”

这一句话如导火索，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追捕行动。

谷正文虽未从钟浩东口中得知“老郑”真实身份，但意识到此人必是重要人物。

钟浩东及其夫人蒋碧玉，以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最终在台北被枪决。

“老郑”即蔡孝乾。

谷正文将目标锁定在这一神秘人物身上，决心挖出更大的鱼。

1949年10月，台共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党员李汾被保密局特务抓捕。

为“钓大鱼”，谷正文故意释放李汾。

不久，李汾为求自保，主动回到保密局高雄站提供情报，透露其上级将于10月31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

保密局据此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

特务在陈泽民身上搜出一本记事本，再次发现了“老郑”的名字。

陈泽民起初不愿供出“老郑”身份，仅称见过几面，但在刑讯逼供下，最终交代了“老郑”落脚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

保密局立即派人轮班埋伏，但守候一个月毫无结果。

紧接着，保密局将矛头转向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

1949年12月29日，张志忠在台北万华区老松公园被捕。

1950年1月29日，化名“老郑”的蔡孝乾终于落网。

蔡孝乾被捕时仅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餐。

谷正文在回忆录《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中写道：“当时，蔡孝乾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中年男子，在他心里，总认为共产党很快就会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入海中。而在解放台湾的任务上，居功最大的，无疑地便将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落入国民党手中这件事。”

谷正文还提到：“我并不期望这种友谊攻势很快就能收买蔡孝乾，因为我了解，他和台大四名学生不同，他的党龄很深，党性很强，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点之前，友谊攻势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过，我并不心急，只要他——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在我手中，肃谍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谷正文发现蔡孝乾对物质享受有明显渴求，便每天为他提供饺子。

一周后，蔡孝乾透露：“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购买。

吃完后，他表示感谢，主动提出带特务去一个共产党据点。

立功心切的3名小特务随他前往，却在进入一间黑暗厂房时被蔡孝乾趁乱逃脱。

然而，蔡孝乾的逃脱并未持续太久。

谷正文得知他躲在嘉义农村后，派熟悉其特征的特务乔装成农民前往搜查。

1950年3月中旬，特务在乡间路上发现一名穿西装的男子，正是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的蔡孝乾。

他第二次被捕后迅速叛变，提出唯一条件：让已与他姘居两年的16岁妻妹马雯娟来监狱同住。

谷正文当即答应。

蔡孝乾被捕时，公文包内记事本上的一串名单中赫然写着“吴次长”三字，直接暴露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的身份。

由于吴石身居高位，且与保定军校同学陈诚及参谋总长周至柔关系密切，保密局未敢轻举妄动。

1950年2月底，特务闯入吴石寓所，以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为由，请他前往队部问话。

吴石当面驳斥，但特务搜查后带走其夫人王碧奎。

王碧奎在讯问中承认“老郑”曾多次到吴家，吴石的地下党身份彻底暴露。

1950年3月1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吴石。

吴石的潜伏始于1947年至1948年间。当时，他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因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倾向革命。

同乡好友、地下党员吴仲禧介绍他加入进步组织“民联”，直接受中共地下党员何遂领导，采取单线联系。1

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石亲笔写信给学生、“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请其多加关照。

李树正接到信后，亲自带吴仲禧到总部机要室查看作战地图。

吴仲禧暗中记录部队驻地、番号、兵种及主要部署，随后托病回后方就医，赶赴上海向潘汉年汇报情报。

1948年秋，白崇禧、陈诚指示将国防部史政局保存的500箱军事机要档案运往台湾，吴石反对此举，建议暂移福州，理由是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

他当时已知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计划时机成熟时发动起义，将档案献给新中国。

（陈泽民、洪幼樵、蔡孝乾及情报局警卫）

1949年5月，吴石到任后，以“军运紧，调船难”为由，仅运送百余箱参考资料和军事图书充数交差，同时将绝密档案转移至仓前山福建省研究院书库藏匿。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298箱军事绝密档案完好无损地呈献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还供出更多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包括华东局特派员朱枫。

朱枫于1949年10月受命赴台搜集军事情报，此前解放军在金门古宁头和舟山群岛登布岛的战斗因情报失准接连失利，中共高层急需准确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朱枫忠诚机警，继女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住在台湾，且王昌诚为保密局电讯处处长，毫不知晓朱枫真实身份，成为她的天然掩护。

组织在决定派朱枫赴台时颇费思量，考虑到她十余年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的经历，以及即将从香港调回上海与家人团聚，领导于心不忍。

但最终因无更合适人选，朱枫毫不犹豫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赴台前，她给丈夫朱晓光写信：“我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无论在船上、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念念不已……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

朱枫到台后，住在基隆女儿女婿家中。

第二天，蔡孝乾前往基隆与其见面。

几天后，朱枫与吴石会面，前后共秘密接触7次。

吴石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及海区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地理分析、海军基地舰只部署、空军机场机群种类及飞机架数等绝密情报拍成微缩胶卷交给朱枫。

朱枫按约定将情报交至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大副手中，顺利转至华东局社会部和总参作战部。

40多天后，任务完成，她接到上级指示速回，买好回香港船票，并托好友给上海家人带去即将返回的信件。

不料，这封信成为她的绝笔。

蔡孝乾供出朱枫身份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致电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立即逮捕朱枫并押解回台。

保密局对朱枫采取“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劝降方针，但她始终不屈。

保密局报告中写道：“……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蔡孝乾的叛变带来毁灭性打击。

据不完全统计，他投靠国民党后，共有400多人以“匪谍”罪名被抓捕，中共台湾省工委成立以来遭受最大破坏，组织几乎全军覆没。

1950年春夏，工委重要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蔡孝乾、张志忠、林英杰、计梅真等人被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

此后，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均被处决。

1952年4月25日，重整后的台湾共产党在苗栗山遭到破坏，400余人被捕，中共在台湾的活动彻底转入低潮。

（四）

蔡孝乾的叛变如摧枯拉朽般摧毁了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组织根基。

1950年后，台湾地下党活动陷入低潮，最后一个武装基地在1952年被保密局特务联合军警摧毁，标志着中共在台湾的斗争几乎完全停滞。

蔡孝乾在叛变后投靠国民党，1950年6月1日，他在报纸上发表公开自首声明，并通过电台广播其背叛立场。

随后，他被安排在“国防部”保密局及情报局任职，授予少将衔，负责写作及研究分析工作，专门从事反共宣传和情报分析。

1982年10月，蔡孝乾因病在台北逝世，终年74岁。

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毁灭性失败，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失误。

客观上，对解放军渡海时间的过于乐观估计，以及台湾岛上回旋余地狭小，限制了地下党的活动空间。

主观上，蔡孝乾的个人品质缺陷和指导方针的失误是主要原因。

在蔡孝乾被关押期间，狱中的中共台湾省工委成员对其展开了激烈批判。

副书记陈泽民、武装部长张志忠、宣传部长洪幼樵等人集体指责他的背叛行为。

张志忠对蔡孝乾的腐化生活更是痛斥，指责他诱奸16岁的妻妹马雯娟，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出入台北最贵的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享用山珍海味，晚饭后还去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做派，却还在会上会下大谈反腐败，自称廉洁奉公。

谷正文在回忆中也提到：“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从他的双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而蔡孝乾被捕后的最初几天，应讯虽然大方，但是眼神却闪烁不定，所说的内容大抵不着边际，这点，我暂时不与他计较。从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

谷正文进一步评价：“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与蔡孝乾的背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地下党成员的忠诚与牺牲。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以及“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四人在台北近郊马场町被处决。

吴石在临刑前遥望大陆方向，留下深情的话语：“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他还写下绝笔诗，后半部分为：“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朱枫就义时身着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颈上和肩头勒着绳索，身中7弹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

时年45岁。

这起案件成为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第一大案，震动整个岛内。

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民政部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革命烈士光荣证书》。

由于多种原因，朱枫的骨灰长期流落台湾，直到2010年12月，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台湾有关方面的配合下，她的骨灰被迎回大陆，寄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送回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内的朱枫烈士灵堂。

张志忠作为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

一次，蒋经国亲自到监狱劝降，问：“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

张志忠直言：“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

1954年3月16日，他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就义。

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长期调查核实，于1999年1月将张志忠及其夫人季云定为烈士。

谷正文对张志忠评价甚高：“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后来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至于洪幼樵则是一个温和的书生。而原籍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深刻的好印象。”

他进一步指出：“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失去领导能力。张则坚持其武装斗争作风，搜罗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处武装基地。此作法为中共中央所否决，认为台省山林不深广，交通又方便，不宜游击战。张与蔡不和，四人先后被捕后，蔡、陈、洪皆投降，唯张一人不降，虽多方诱导，但坚持一死。后蔡、陈、洪全为保密局聘为‘匪情研究室’研究员，张则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

保密局档案在“蔡孝乾案”的综合检讨中指出：“……共匪各级组织与忠实程度均不够，一经破坏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时，亦时断时续，迄‘台湾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又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周恩来在总结中共南方工委1942年遭破坏的教训时曾强调，地下党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因为二者的指导方针相矛盾。台湾省工委违背“隐蔽精干”的原则，急于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在工人学生中不经严格审查大力发展党员，为敌特提供了可乘之机。

2013年，为纪念上世纪50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了无名英雄纪念场。

这片纪念场不仅是对吴石、朱枫、张志忠等人牺牲的缅怀，也是对那段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的铭记。

参考资料：

一个台湾变节者的“革命”前史，蔡孝乾早期历史探微——台湾研究集刊

1950，叛徒蔡孝乾与台湾地下党——同舟共进

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