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日记里坦言：重庆谈判放走毛主席，全因这两点！

“1945年9月2日，委员长，毛泽东已经抵达机场。”侍从室军官匆匆扣门时，重阳阁外的桂花刚刚吐香。短暂沉默后，蒋介石提笔写下几行小楷：静观其变，毋躁。

那一刻距离日本正式签字投降只过去不到二十四小时，外部格局骤变，内部人心浮动。蒋介石要不要扣留毛泽东，几乎在每一个高级幕僚的耳边反复被低声讨论。问题不只是抓与不抓，更在于抓了以后怎么办——华北苏军尚未撤离，美军顾问团正在上海整编运输线，任何一步走错，胜利者的光环就可能瞬间碎裂。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在9月3日晚的日记中用了“搏弈”二字。他清楚，自己的筹码看似充足：战后国军表面上拥有350万兵力，装备最好的近80个师正在沿长江集结；国民政府在国际会议桌上刚刚坐下，还带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帽子。然而，真正的主导权并不完全在自己手里。美苏两家盯紧了南京的每一步动作，华盛顿甚至以“特使保障”为前提促成谈判，克拉克将军的电报摆在桌上，措辞冷淡却不容忽视。

蒋介石理解这意味着什么。若在重庆突然羁押毛泽东，苏联很可能以“东北安全”为名拖延红军撤离，甚至扶持中共在满洲迅速建立行政结构；美国则会对南京失去耐心，调转资源扶持“更可控”的中国力量。试想一下，一旦出现双线掣肘，复员计划、关外接收、物资输送全都卡壳，国民政府辛苦经营的对外信用瞬间减分。日记里那句“不得与大国反目于此时”是最直接的担忧。

除了国际压力，还有他骨子里的自信。多年戎马让蒋介石养成一种近乎固执的判断：军力与装备决定战争走向，只要国军重整完毕，中共再强也只是地方武装。他在9月7日手稿笔记中写道，“彼不过区区百万，散处晋绥鲁冀，何惧之有？”这种“兵在手心不慌”的心态，使他认为完全没必要冒杀掉谈判对象的风险——犯不着，因为迟早要打赢。

不得不说，这份自信和情报系统提供的数字密切相关。戴笠留下的军统资料显示，中共在抗战末期总兵力约120万，且武器配备不一；而国军拥有美式火炮、坦克和空军支援。蒋介石在日记旁边写了一句批注：“新式器械，足抵数倍。”从他个人逻辑来看，放走毛泽东并非退让，而是一种“放长线”的布局——先以谈判塑造和平形象，待重兵北上、铁路畅通，再寻机“解决”。

然而，局势变化往往超出预期。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陪都谈判三周，不仅巩固了国内外声誉，还摸清了对手的政治底线。延安方面抓住这个窗口完成了从抗战到内战的策略过渡：整编部队、吸纳新生力量、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后来在10月15日的批注中写下“东北失之速也”，语气难掩懊恼，却仍然强调“原谋未误，只时机不及时”。

需要提到的是，美苏双方对重庆谈判的关注并未随着毛泽东离渝而淡化。马歇尔随即被派来调停，美方仍想借“均势”将中国稳定下来，以免战后亚洲再添乱源。蒋介石一度相信能利用这股外部力量牵制中共，然而马歇尔使命的核心是“促和”，并非“助蒋剿共”。误判继续累积，直到1946年夏季战端大开，才彻底打碎南京的和谈幻想。

回过头看，蒋介石之所以在重庆放行毛泽东，两个原因始终最关键：一是国际格局的双重压力，任何鲁莽行为都会立即点燃美苏竞争的新引线；二是他自身的战略自信，相信手握优势兵力和资源，彻底战争到来时必定取胜。两股动机共同塑造了那场“礼送”场面，也把国共双方推入了短暂的停火与随后的全面冲突。

蒋介石晚年回忆录里写道，“不杀，非仁慈，实权衡。”字数不多，却与当年日记里的判断首尾呼应。历史没有假设，可若当时他果真扣留甚至杀害毛泽东，中国的走向只会更加扑朔迷离。究竟是彻底分裂，还是引发苏军南下、美国制裁，难以断言。1945年的重庆谈判，使国共两位领导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面长谈，也让决定中国命运的战后三年正式进入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