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眼光有多超前？谈家桢：30年前，毛主席就让我提防基因战！

1988年，上海复旦大学，一位年逾八旬的遗传学家接受采访时说：“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就提醒我，要提防敌人可能会用基因搞事。”当时记者听得一头雾水，心想：基因战不是这两年才开始被提起的吗？可这位老人却语气笃定，让人无法忽略。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遗传学奠基人之一——谈家桢。他的话看似离谱，却在多年后逐渐变成现实。今天回头看，毛主席的这番“预警”，似乎真的有未卜先知的意味。毛主席到底是如何预见基因战的？他与谈家桢之间又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8年，谈家桢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导师是遗传学大师摩尔根。对方几次挽留，但他还是决定回国。他说，国家需要我，我必须回去。

回国后不久，中国掀起一股全面学习苏联的浪潮，遗传学被李森科学派压制，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基因理论被批判为“唯心主义”。谈家桢坚持摩尔根学派，被扣上“右派”帽子，逐渐被边缘化。

1957年，中南海的一次握手，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那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知识分子代表，一见到谈家桢，便说：“你就是谈先生吧？我读过你的论文。”一席话让谈家桢震惊又欣慰。更让他意外的是，毛主席居然主动提起了遗传学的争议问题。

谈家桢大胆指出“现在国内太强调米丘林学说，忽视了基因学”时，毛主席没有批评，反而点头说：“坚持真理，不要怕。”这句话，让谈家桢一生都记在心里。1958年1月6日，一个寒冷的晚上，谈家桢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前往统战部。他一头雾水，到机场才发现，毛主席的专机正等着。

飞机降落在杭州西湖畔，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谈家桢、赵超构和周谷城三位学者。深夜两点，宾馆灯火通明，毛主席与他们彻夜长谈。这场谈话后来被称为“西湖佳话”。

期间，毛主席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敌人用基因搞事，我们是不是很难防？”谈家桢当时从没想过生物研究能牵扯到国家安全，只能如实回答：“确实很难防。”毛主席点了点头，神情凝重，说：“我们要小心提防，齐心协力搞科研。”这句话，在30年后被验证为远见卓识。

1961年，复旦大学成立遗传学研究所，谈家桢被任命为所长。他设立了多个研究室，带出一批批科研骨干。可好景不长，一场大运动席卷全国，研究中断，他也被下放农场劳动。

1969年，谈家桢正在田里干活，农场领导突然让他回单位，说毛主席点了名要他搞科研。原来毛主席听说他被下放，当场发火：“这么有用的人，怎么能下地干活？”这才有了谈家桢“一边走一边哭”的一幕。

1970年，毛主席亲自向王震介绍谈家桢，说他是“我们搞遗传学的老朋友”，并特别叮嘱要支持他的工作。1974年春天，毛主席病重，几乎不再亲笔写信。可他还是惦记着谈家桢，亲自写了几行字，实在写不动，就让秘书代笔补了几句：“遗传学的研究不能停下，不管多难也要搞好。”

信到上海那天，谈家桢捧着信哭成一团。他没想到，在那么艰难的年代，国家记得他这个“搞学问的小人物”。毛主席的信，成为谈家桢一生科研的动力来源。1988年，谈家桢接受采访，记者问他怎么看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基因战”问题。他沉默片刻，说：“毛主席三十年前就提醒过我。”

记者愣住了，不敢相信。在那个年代，连“基因”都还没普及，更别说“基因战”。可谈家桢说得笃定，他说：“主席说，要是敌人搞基因战，我们怎么办？我们必须有准备。”这不是空话，毛主席确实早有布局。他当年支持遗传学研究，不只是为了科学发展，更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深思熟虑。

谈家桢晚年时，学生们为他庆祝八十大寿。他许下愿望：“我还想再进一层，私心嘛，想再去北京看看毛主席。”

他的子女说，家里书架上最常翻的就是《毛泽东选集》，教育孩子靠的也都是毛主席的思想。他一生荣誉无数，却始终说：“最自豪的，是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那份信任，成了他一生的守护符。

回头看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不只是体现在军事、外交，更体现在对科学的重视。他不是遗传学家，却能一针见血地看出问题的本质；他不是科研人员，却能在战略层面为国家谋划未来。

谈家桢说：“我搞遗传学，是因为毛主席让我搞。”今天，基因技术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生物安全更是全球焦点。从当年复旦的一间小实验室，到如今中国在全球遗传学领域的地位，这是一代人用青春和信念换来的成绩。

谈家桢在2008年与世长辞，在他留下的笔记本上，最后一行字还是写着：“主席说过，要我们继续搞下去。”毛主席的战略眼光，不只是看穿了未来，更是点燃了一代科学家的信念。他留下的不只是指示，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不能辜负”的责任。而谈家桢的故事，正是对这份责任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