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我私自赊了一匹布给地主婆做了新衣,22年后她儿子从海外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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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谦!你就是个窝囊废!我告诉你,这世道,好人没好报!”老李的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

我攥紧拳头,就在这时,一辆黑得发亮的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我破旧的杂货铺前。

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走下车,径直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对我深深鞠了一躬。

“周叔,我叫苏望,”

我脑袋“嗡”的一声,彻底懵了。

我以为这件早已被岁月掩埋的秘密往事,将是我一生贫困的根源。

却没想到,二十二年后,它会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01

一九七二年的冬天。

连阳光都显得吝啬,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脏抹布。

我叫周文谦,二十二岁,是镇上唯一一家供销社的售货员,捧着当时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这份工作,意味着我不用像我父亲一样,在田里把腰弯成一张弓,跟泥土讨生活。

也意味着,我每个月能有固定的工资,给我那常年卧病在床的母亲买些续命的药。

供销社是镇子的中心,一个被高高的柜台隔开的世界。

柜台外,是渴望的眼神和紧紧攥着票证的手。

柜台内,是我,是权力的象征,哪怕这权力仅仅是决定一块豆腐卖给谁,或是一根蜡烛的归属。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用算盘珠子的碰撞声,用杆秤秤砣的滑动声,来度量一天的时光。

我最熟悉的工具,是一把沉甸甸的黄铜剪刀和一把磨得光滑的木尺。

当它们合在一起,“咔嚓”一声脆响,就意味着一户人家的期盼落了地。

那年冬天,北风来得又早又猛,像是要把镇子吹回混沌的史前时代。

供销社的木窗框被吹得呜呜作响,玻璃上糊满了白色的霜花,看不清外面的世界。

人们裹着能找到的所有衣服,把头缩在领子里,呼出的白气瞬间就被寒风吹散。

那天,社里刚到了一批稀罕货。

除了几匹需要工业券的“的确良”,还有一匹厚实的蓝色劳动布。

它不像粗麻布那么刮人,也不像的确良那么单薄,那是一种沉静而坚韧的蓝色。

在满是黑、灰、土黄色的柜台里,它就像黑白默片里唯一的一抹色彩,刺眼又动人。

许多人都围过来看,用指甲盖里还带着泥土的手指,小心翼翼地触摸一下布料的边缘。

可那时候的布票,比命根子还金贵,谁家不是省了又省,缝了又缝。

大家只是看,只是问,真正下决心买的,一个上午也没出现。

临近中午,供销社那扇厚重的木门被推开一条缝,一股寒气贴着地面钻了进来。

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孩子,悄无声息地走到了柜台最不起眼的角落。

这个女人,我认识,或者说,全镇的人都“认识”她。

苏云绮。

不过没人叫她这个名字,大家背后都叫她“那个地主婆”。

她的丈夫是地主成分,前阵子一场急病,人就没了,撇下她和这个孩子。

她就像镇上一个不祥的符号,人们见到她,眼神会下意识地躲闪,脚步也会加快。

苏云绮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袄,洗得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手肘和肩膀处都打着补丁。

补丁的针脚很细密,方方正正,像是主人最后的体面。

她很瘦,脸颊微微凹陷,脸色是那种长期营养不良和受冻后的青白色。

可她的腰背,却像一根绷紧的琴弦,始终挺得笔直。

她没有去看那些布料,也没有看货架上的任何东西,只是低着头,安静地排在队尾。

轮到她时,她从怀里掏出几张被体温捂热的毛票,只买了一小包最便宜的粗盐。

我给她称好盐,用黄纸包了,递给她。

她接过,低声说了句“谢谢”,然后拉起身边儿子的手,准备离开。

她的儿子叫苏望,看上去六七岁的样子,比同龄的孩子要瘦小很多。

他身上的棉袄已经短得不像话,手腕和脚踝都光秃秃地暴露在寒风里,冻得发紫。

他一直沉默地跟在母亲身后,像个没有声音的小影子。

就在苏云绮拉着他转身的那一刻,我看见了。

那个一直低着头的小男孩,猛地抬起了头。

他的目光,像两束被瞬间点燃的火苗,直直地射向了那匹蓝色的劳动布。

那双眼睛里,没有孩童该有的懵懂和天真,只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滚烫的渴望。

那是一种对温暖的渴望,对一件新衣的渴望,对一份最基本尊严的渴望。

苏云绮几乎是立刻就察觉到了儿子的异样。

她顺着儿子的目光看去,也看到了那匹安静躺在柜台上的蓝布。

她的身体,在那一瞬间,变得无比僵硬。

然后,她轻轻地,却又十分用力地,拉了一下儿子的手,试图把他的视线拽回来。

她的眼神在那一刻变得极其复杂,有心酸,有无奈,有作为一个母亲的无能为力,还有一丝被我这个外人窥破窘境的羞耻。

苏望的目光恋恋不舍地从那匹布上移开,小小的脑袋重新垂了下去,肩膀也随之垮了下来。



那一幕,像一根无形的针,不偏不倚,正正地扎在了我的心尖上。

我见过太多来供销社的顾客,有为了一分钱的差价争得面红耳赤的,有拿着布票满脸炫耀的。

但我从未见过那样一双眼睛。

那一刻,我眼中看到的,不再是什么阶级敌人,也不是什么需要划清界限的“黑五类”家属。

我只看到一个想给孩子添件新衣却走投无路的母亲。

和一个在寒风里,连拥有一件合身棉袄都成了遥不可及梦想的孩子。

他们母子俩瘦弱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门外的风雪里。

可苏望那双眼睛,却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怎么也挥之不去。

整个下午,我都在走神。

打算盘拨错了好几次,给顾客称白糖的时候,手一抖差点撒了。

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两个声音在激烈地争吵。

一个声音严厉地警告我:周文谦,你是不是疯了?那是苏云绮!你敢跟她沾上关系?供销社的铁律你忘了吗?私自赊账,被发现就得卷铺盖滚蛋!更何况是她这种身份,扣你一顶“同情地主阶级”的帽子,你这辈子都完了!你不想给你娘买药了?

我想到了供销社的赵主任,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干部,看人的眼神像X光,能把你从里到外看个透。

只要一想到他那张不怒自威的脸,我就感觉后背发凉。

另一个声音却在轻声地反驳:可你看看那孩子冻成什么样了。就一身新衣服而已,对你来说,不过是剪一刀,再自己想办法把账补上。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整个冬天不再挨冻,是过年时能抬起头的一点体面。你真的能心安理得地看着他,就穿着那身破棉袄过年吗?你忘了你小时候,你娘是怎么熬夜给你缝补衣服的吗?

我的心,乱成了一锅煮沸的粥。

傍晚时分,供销社准备关门了。

我透过窗户上的冰花缝隙往外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雪下得更大了,像扯破了的棉絮,纷纷扬扬。

就在街对面那个废弃的石磨盘后面,我看到了两个蜷缩在一起的身影。

是苏云绮和苏望。

她们似乎是在那里躲风,等雪小一点再走那段泥泞的回家路。

苏望把整个脸都埋在母亲的怀里,小小的身体在寒风中抑制不住地哆嗦着。

苏云绮用自己单薄的身体将他紧紧地裹住,像一只用尽全力保护幼鸟的母鸟。

这个画面,成了压垮我心中所有理智和犹豫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下定了决心,哪怕是冒着天大的风险。

我耐心地等着,等同事老李哼着小曲、得意洋洋地离开,等赵主任最后巡视一圈、锁上前门。

供销社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没有回家,而是转身走回了柜台。

借着窗外雪地反射的微弱天光,我找到了那匹蓝色的劳动布。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每一次跳动都撞击着我的耳膜。

我抽出那把冰冷的木尺,屏住呼吸,仔细地量了足够给一个半大孩子做一身棉衣棉裤的长度。

然后,我拿起了那把沉重的黄铜剪刀。

我能感觉到剪刀冰冷的金属质感,一直传到我的心里。

“咔嚓!”

在万籁俱寂的供销社里,这声脆响,仿佛一道惊雷。

我剪下了那段布,迅速地用一张旧报纸包好,紧紧地揣进怀里。

布料的厚实和温暖,隔着棉衣,传递到我的胸口,让我的心跳稍微平复了一点。

我没敢走前门,而是悄悄地打开了供销社后面那个很少用的小门。

一股夹着雪花的冷风灌了进来,我打了个哆嗦,一头扎进了风雪里。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积雪上,朝着镇子最边缘的那片棚户区跑去。



02

苏云绮的家,就在那片区域最阴暗的角落,一间摇摇欲坠的泥坯房。

我跑到她家门口,那扇破旧的木门用一根木棍顶着,门缝里透出一点点昏黄的灯光。

我能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咳嗽声,是苏云绮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敲了敲门。

咳嗽声停了。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被拉开一条缝。

苏云绮的脸出现在门后,看到是我,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戒备和深深的疑惑。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揣在怀里那个纸包,递了过去。

“这个,拿去给孩子做身新衣服吧。”我的声音因为奔跑和紧张,有些嘶哑。

苏云绮愣住了,她呆呆地看着我手里的纸包,又看看我,似乎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布票……”她的嘴唇哆嗦着,吐出这两个字。

“不要布票。”我把纸包强行塞到她的手里,“钱……你以后宽裕了再说,不急。”

苏云绮的手触碰到了纸包,那厚实的触感让她浑身一震,仿佛被电击了一般。

她低下头,颤抖着手,一点点打开了报纸。

当那抹熟悉的蓝色出现在昏黄的灯光下时,她的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大颗大颗地砸在布料上。

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死死地抓着那匹布,仿佛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我不敢多留,这里人多眼杂。

“我走了。”我低声说了一句,然后转身就跑,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我像一个完成了惊天大案的窃贼,一路狂奔回家,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为了补上这匹布的账,我接下来三个月的工资,除了给我娘买最基本的药,剩下的钱全都得偷偷填进去。

这意味着,我连买一斤肉改善伙食都做不到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如同惊弓之鸟。

每天去供销社,都像去上刑场。

我最怕听到赵主任说“盘点”两个字。

我甚至在心里盘算着,如果被发现了,我就说是我自己不小心剪坏了,我赔。

同事老李,是个眼尖嘴碎的人,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哎,文谦,我怎么瞅着那匹蓝布短了一截似的?”他状似无意地问我。

我的心咯噔一下,脸上却强装镇定:“是吗?可能是叠得紧了吧。”

他“嘿嘿”笑了两声,那笑声里带着一丝算计,让我毛骨悚然。

月底盘点那天,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

赵主任拿着账本和算盘,一项一项地核对。

老李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眼睛滴溜溜地转,像一只等着抓老鼠的猫。

当查到布料区时,老李抢先一步开了口。

“主任,这匹蓝布的账好像有点不对。”他指着账本,又指指货架上的布,“我看着实物,比账上记的要少啊。”

赵主任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他拿起木尺,亲自去量。

我站在一边,手心里全是汗,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赵主任量完,脸色沉了下来。

“周文谦。”他叫了我的名字,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

“主任,我……”我正准备豁出去承认。

赵主任却转头看了老李一眼,那眼神很冷。

“账没错,是你眼花了。”赵主任淡淡地说。

老李愣住了:“不对啊主任,明明就……”

“我说没错就没错。”赵主任打断他,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布料在运输途中有磨损,我已经记录在案了。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一天到晚盯着别人。”

说完,他用笔在账本上划了一下,然后合上本子,转身走了。



老李被噎得满脸通红,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

我站在原地,惊魂未定,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我明白,赵主任看穿了一切。

他不是在包庇我,他只是……选择了一种最沉默的方式,了结了这件事。

他也保全了我。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去开供销社的后门。

在门槛的石阶上,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竹篮。

篮子里,放着几个还带着泥土的鸡蛋,和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

我打开纸条,上面是几行清秀工整的小楷。

“大恩不言谢,唯有铭记于心。万望先生珍重。”

没有落款,但我知道是谁。

从那以后,隔三差五,后门口的石阶上就会出现一些东西。

有时候是一把刚采的鲜嫩野菜,有时候是一小捧炒熟的南瓜子。

东西都不值钱,却是她在那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年代,所能拿出的全部。

那匹布的“欠款”,就这样用一种最古老、最淳朴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偿还”着。

快过年的时候,镇上组织看露天电影。

我远远地看到了苏望。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虽然为了能多穿两年做得有些肥大,但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精神。

他不再是那个把头埋在母亲怀里瑟瑟发抖的小男孩了。

他的脸颊有了肉,有了血色,眼睛里也有了光。

他没有和别的孩子一起疯跑,只是安静地站在人群的边缘。

他看到了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隔着人群,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觉得我那几个月没吃过肉的日子,都值了。

一年之后,我听说苏云绮带着孩子,在一个深夜,悄悄地离开了小镇。

有人说,她南下投奔一个远房的读书人亲戚去了。

从此,她们母子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再也没有了音讯。

后门口的那个小篮子,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03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二十二年的时间,足以把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熬成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

八十年代末,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我们这个小镇。

供销社这个“铁饭碗”,在一夜之间被砸得粉碎。

我和许多同事一样,下岗了。

老李因为会钻营,巴结上了新来的领导,摇身一变成了单位改制办公室的副主任,负责处理我们这些下岗员工。

他利用职权,给我穿了不少小鞋,把我最后一点遣散费都克扣了大半。

理由是,我当年“工作态度不端正,有投机倒把的嫌疑”。

我拿着那点微薄的钱,在我家那间漏雨的老房子里,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铺。

我娶了妻,生了子。

妻子是个本分善良的女人,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和我一起支撑着这个家。

日子过得像一杯温吞水,没有波澜,也没有什么味道。

而老李,却靠着倒卖单位的资产,发了家。

他成了镇上第一个盖起二层小楼的人,后来又承包工程,成了远近闻名的“李老板”。

我的生活和他,成了镇上人茶余饭后最喜欢对比的例子。

一个,是老实巴交没出息的周文谦。

一个,是精明能干人人捧的李老板。

我的杂货铺,就在老李那栋气派的小楼不远处。

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开着他那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停在我的铺子门口。

然后走进来,要一包最贵的烟,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教训我如何做人。



今天下午,他又来了。

他把车停好,大摇大摆地走进我那光线昏暗的店里。

“老周,来包中华。”他把一张百元大钞轻飘飘地扔在柜台上,眼神里满是优越感。

我默默地拿了烟,在抽屉里翻找了半天,才凑够零钱找给他。

他点上烟,悠然地吐出一个烟圈,烟雾缭海外投资商我一脸。

“哎,老周啊,不是我说你。”他开始了惯常的表演,“你这人,就是太实诚,心太软,一根筋。”

“当年在供销社,我就跟你说,做人要活泛一点,你就是不听。你看看,现在我怎么样?你又怎么样?”

“你还记不记得你帮那个地主婆的事?多傻啊!为了个不相干的人,差点把饭碗都丢了。幸亏赵主任那时候护着你,不然你早滚蛋了。”

他提起往事,一脸的鄙夷和不屑。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好人是没好报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这种老好人,就活该一辈子受穷!”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引得门口几个乘凉的街坊都探头探脑地往里看。

我的脸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众剥光了衣服。

妻子在里屋听见了,想出来跟他理论,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的肉里,带来一阵刺痛。

“老李,你小声点!”我终于忍无可忍,压着嗓子吼了一声。

他看我急了,反而更得意了,笑得脸上的肥肉一颤一颤。

“怎么?周文谦,戳到你痛处了?我说错了吗?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穷酸样……”

他的话,戛然而止。

一声尖锐又绵长的刹车声,撕裂了整个街道的宁静。

一辆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的,黑得发亮、车身线条流畅的轿车,稳稳地停在了我那破旧不堪的杂货铺门口。

整个街道的嘈杂声,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辆车吸引了过去。

老李的嘴巴还张着,脸上的表情凝固了,滑稽又可笑。

车门开了。

一个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的年轻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很高,身姿挺拔如松,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戴着一副无框的金丝眼镜。

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同样西装革履、神情严肃的助手。

他身上有种强大的气场,一种久居上位的沉稳和锐利,让我们这个小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和陈旧。

老李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赶紧扔掉手里的烟头,用脚尖狠狠地碾了碾。

他脸上立刻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去,点头哈腰。

“哎呀,请问是哪位大领导来我们镇上视察工作啊?欢迎欢迎!我是本地的……”

年轻人却连一个眼角的余光都没有分给他。

他的目光,穿过卑躬屈膝的老李,穿过那些好奇的、探究的眼神,径直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迈开长腿,一步一步,沉稳地朝我的杂货铺走来。

他的皮鞋,踩在满是尘土的地面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老李被晾在原地,伸着手,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年轻人走到我那布满划痕的柜台前。

他隔着柜台,静静地看着我。

他看着我身上那件洗得发黄的旧汗衫,看着我因为常年搬货而布满老茧的双手,看着我被岁月风霜刻上皱纹的脸。

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心里猜测着这位大人物的来意。



良久,他微微地,向我欠了欠身。

然后,用一种清、沉稳而又带着一丝恭敬的语调,开口了。

“请问,是周文谦,周叔叔吗?”

我彻底愣住了。

他认识我?

我绞尽脑汁,把我这四十几年的记忆翻了个底朝天,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样一位人物。

“我……我是周文谦,请问您是?”我结结巴巴地问。

年轻人缓缓摘下了脸上的金丝眼镜。

露出了一张清俊而又带着几分沧桑的脸。

他的眼睛,深邃明亮,像两口古井。

他的嘴角,慢慢地,勾起了一抹复杂的、带着暖意的笑。

“我叫苏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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