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奶奶，你蹲下来，我跟你说个秘密。”
七岁的孙女安娜拉着我的衣角，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我笑着蹲下身，以为她又想偷吃东西。
她却凑到我耳边，用蹩脚的中文，快速而又清晰地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让我手中的汤勺“哐当”一声掉进锅里，也让我那颗远渡重洋来享福的心，瞬间碎成了粉末。
01
那一天，我接到了十年未见的、远在俄罗斯的儿子王伟打来的越洋电话。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听着听筒里那既熟悉又有些遥远的、刻意放缓了语速的声音，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毫无征兆地流了出来。
电话那头，我的儿子王伟，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充满了愧疚和真诚的语气，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令我感到受宠若惊的“孝心”。
他说，妈，儿子不孝，这么多年没能回去看您，也没能在您身边尽孝，现在儿子在莫斯科的生意，总算是做大了，站稳了脚跟。
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不缺了，在莫斯科的郊区买了宽敞的别墅，娶了漂亮的俄罗斯媳妇，还给我生了一个像洋娃娃一样可爱的混血孙女。
他说，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和遗憾，就是没能把我这个当妈的，接到他的身边来，让他好好地尽一尽孝道，让我安享晚年。
我被儿子这番突如其来的、充满了孝心的话，感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觉得我这辈子所有的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我的丈夫走得早，是我一个人，在那个机器轰鸣、棉絮纷飞的纺织厂里，起早贪黑，熬坏了眼睛，累弯了腰，才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大的。
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指望，也是我唯一的骄傲。
十年前，他高中毕业，不愿意再读书，说要去遥远的俄罗斯闯荡，去做什么“国际倒爷”，我虽然一百个不放心，但还是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支持他出去闯荡。
他这一走，就是整整十年，十年间，他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只剩下偶尔几个简短的、报平安的电话。
现在，他终于像他说的那样，出人头地了，也终于还记得我这个在国内孤苦伶仃、日夜为他担惊受怕的老母亲了。
在儿子那番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动人描绘和那份迟来了整整十年的孝心面前，我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当场就热泪盈眶地答应了他。
紧接着，他又在电话里，用一种非常小心的、商量的语气，给我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非常合理”的建议。
他说，妈，你看，既然您决定要来俄罗斯长期定居了，那您在国内住的那套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趁着现在房价好，把它卖掉。
他说，卖掉房子的那笔钱，您可以自己拿着，既可以作为您自己的养老钱，让您在我们这边生活得更体面、更舒心，也可以在他将来生意上万一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周转不开的时候，帮他一把，解个燃眉之急。
对于儿子这个听起来既合情又合理的建议，我没有产生任何一丁点的怀疑，我觉得他说的都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将来考虑。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我现在看来，无比愚蠢、也无比致命的重大决定。
我决定卖掉我住了大半辈子的、也是我那个早已过世的老伴留给我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然后带着全部的家当，去那个遥远的、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国度，去投奔我的儿子。
住在隔壁的老邻居张阿姨，在得知我这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之后，不止一次地、语重心长地劝我。
她说，淑芬啊，你可得想清楚了，凡事都要多长个心眼，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她说，人心隔肚皮，更何况是十年未见的亲生儿子和那个你连面都没见过的洋媳妇，你把房子都卖了，万一……万一将来有什么变故，你连个回来的地方都没有啊。
但是，那时的我，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即将要与儿子、孙女团聚的巨大喜悦和对未来美好“养老”生活的无限憧憬之中。
我觉得张阿姨就是典型的“咸吃萝卜淡操心”，是嫉妒我生了个有出息的好儿子，是见不得我好。
我甚至还因为她那番在我看来是“触霉头”的话，而跟她这个几十年的老邻居，生了好几天的闷气，觉得她不可理喻。
02
我雷厉风行的通过中介公司，卖掉了我那套虽然老旧但却充满了我和老伴一辈子回忆的老房子。
在办完了所有繁琐的手续之后，我将那笔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数额巨大的卖房款，全部都存进了一张银行卡里，然后贴身放好。
然后，我带着我毕生的积蓄和我所有的希望，在邻居们那充满了羡慕和嫉妒的复杂目光中，独自一人，像一个即将要奔赴幸福终点的朝圣者一样，踏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飞机在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缓缓降落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激动和一丝丝近乡情怯般的忐忑。
我怀着一种无比激动和紧张的心情，随着人流，走出了那个对我来说充满了未知符号的到达大厅。
在熙熙攘攘的、各种肤色的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我只在视频通话里见过、却又在心里描摹了无数遍的熟悉身影。
十年未见，我的儿子王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火车站哭着跟我告别的、青涩瘦弱的少年了。
他变得高大而又壮硕，穿着一身看起来很体面的深色大衣，只是他的眉宇之间，多了一丝我看不懂的、属于成年人的沧桑和疲惫。
他的身边，亲密地站着一个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人，她化着精致的妆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那应该就是我的洋媳妇，娜塔莎。
还有一个像橱窗里摆放的洋娃娃一样精致可爱、看起来大约七岁左右的小女孩，正怯生生地躲在娜塔莎的身后，用那双好奇的、蓝宝石一般的大眼睛，偷偷地打量着我。
那就是我的孙女，安娜，我第一次见到她。
久别重逢的场面，虽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热烈和感人，但也还算得上是温馨。
王伟走上前来，给了我一个有些生疏和僵硬的拥抱，然后接过我手中那个早已过时的行李箱。
娜塔莎也走上前来，对着我露出了一个职业化的、礼貌的微笑，用她那口音非常蹩脚的中文，对我说了声：“你好，妈妈，欢迎你来莫斯科。”
只有小安娜，那个流着一半我的血脉的小女孩，似乎对我这个陌生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奶奶，充满了天然的亲近感，她从她妈妈的身后走出来，主动地拉了拉我的衣角。
但是，那种短暂的、因为久别重逢而产生的喜悦，很快就被一种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巨大隔阂感所迅速地取代了。
语言不通和巨大的文化生活差异，像一道无形的、冰冷的玻璃墙，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刻起，就毫不留情地横亘在了我和我这个所谓的“新家”之间。
王伟开着一辆看起来很破旧的、不知道已经行驶了多少年的二手拉达车，载着我，在莫斯科那宽阔但却拥堵的街道上，行驶了很久很久。
车里的暖气似乎坏了，一阵阵的冷风从车窗的缝隙里灌进来，让我这个习惯了南方气候的老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最终，在天色快要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回到了他们所谓的“家”。
那并不是我在电话里从他口中听到的、那个位于市中心、可以俯瞰整个莫斯科红场的豪华大别墅。
而是一栋坐落在莫斯科远郊区、周围都是白桦林的、看起来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陈旧的两层木头房子。
那种房子，当地人管它叫“达恰”，大概就相当于我们国内乡下的、用来度周末的自建房。
我的“养老”生活，就这样在一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并且和我所有关于国外的美好幻想都大相径庭的情况下，仓促地开始了。
并且，它很快就朝着一个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彻底失控的方向，滑了下去。
03
我的洋媳妇娜塔莎，似乎是一个从来都没有沾过阳春水的、被娇生惯养长大的女人。
她每天的生活，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门，她的衣帽间里，挂满了各种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看起来就很昂贵的奢侈品商店的衣服和包包。
她不是去市中心逛那些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奢侈品商店，就是和她那些同样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俄罗斯朋友们，在高级餐厅里聚会喝下午茶，一去就是一整天。
而我，这个本该是“被接来享清福”的、远渡重洋的老母亲，则极其顺理成章地，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过渡地，承担起了这个家里所有的、繁重的、甚至是永远都做不完的家务。
买菜、做饭、洗衣、打扫那栋两层小楼里里外外的卫生……
我仿佛不是来投奔儿子养老的，而是从遥远的中国，被他们请来了一个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待命的、并且不需要支付任何工资的、自带口粮的免费保姆。
更让我感到心寒和不安的是，我的儿子王伟和我的儿媳娜塔莎，在最初那几天的客套和伪装过去之后，很快就开始以各种各样我无法拒绝的、冠冕堂皇的名目，不断地向我索要金钱。
我的儿子王伟，隔三差五地就会在我做饭的时候，一个人悄悄地溜进厨房，然后用一种充满了为难和愧疚的语气，对我这个正在为他操劳的母亲，诉说着他的“难处”。
“妈，真是不好意思，又来找您了。”他总是用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
“最近那批从中国过来的货，被海关给卡住了，需要一笔钱去打通关系，您看……您能不能先支援我一下？等我这批货卖出去了，我加倍还给您。”
而我的儿媳娜TA莎，则更加直接，她不像王伟那样还会假惺惺地铺垫一下，她会拿着各种花花绿绿的、我根本看不懂的时尚杂志，直接走到我的面前。
她指着上面那些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价格标签后面有好几个零的、看起来很奇怪的名牌包包和化妆品。
然后用她那蹩脚的中文，配上夸张而又不耐烦的表情，对我颐指气使地说道。
“妈妈，你看，这个，我的朋友，丽娜，她有，安吉拉，她也有，所有的朋友，她们都有，只有我，娜塔莎，没有！我没有面子！”
“王伟，他没有钱，你有钱，你应该给我买！”
我带来的那笔我准备用来安度晚年的、沉甸甸的、用我唯一的家换来的卖房款，就这样，在他们夫妻俩一唱一和的、近乎于抢劫的予取予求之下，像开了闸的自来水一样，被迅速地消耗着。
每当我晚上一个人躺在那个冰冷的、陌生的房间里，收到银行发来的那一条条充满了数字的消费提醒短信时，我的心都会像被一根细细的、冰冷的针，一下又一下地、毫不留情地扎着，隐隐作痛。
但我却不敢有任何的怨言，更不敢拒绝他们的任何一次索取。
我怕我的拒绝，会破坏我们之间这来之不易的、我盼了十年的“母子情深”。
我怕他们会因此而嫌弃我，会觉得我这个不远万里来投奔他们的老太婆，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然后会毫不留情地把我赶走。
在这个冰冷而又陌生的异国家庭里，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丝精神慰藉，就只剩下我那个七岁的、天真可爱的孙女安娜了。
虽然我们之间因为语言不通，交流起来非常困难，很多时候都需要手舞足蹈地比划。
但那种源自血缘深处的奇妙连接，还是让我们祖孙俩之间，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无法言喻的亲近感。
我会趁着娜塔莎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用我从遥远的国内带来的、珍贵的调料，给安娜做她最喜欢吃的、正宗的糖醋排骨和红烧肉。
而安娜，也常常会在她爸爸妈妈因为钱的事情而激烈争吵的时候，悄悄地、像一只小猫一样，跑到我的房间里。
她会用她那双温暖的小手，紧紧地握住我因为寒冷和孤独而冰凉的双手，用她那双清澈的眼睛，给我无声的安慰。
她是我在这片广袤的、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所能感受到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丝温暖。
04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在自己的房间里，清晰地听到了我的儿子王伟和我的儿媳娜塔莎，在楼下的客厅里，用我完全听不懂的俄语，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
我虽然完全听不懂他们争吵的具体内容，但我能从娜塔莎那越来越尖利、越来越歇斯底里的、近乎于嘶吼的语气中。
和我儿子王伟那压抑着无尽怒火的、如同受伤的困兽一般的咆哮声中，清晰地感受到，他们之间那早已无法调和的、因为金钱而产生的巨大矛盾。
这场激烈的争吵，一直持续到深夜才渐渐平息，整个屋子都陷入了一种死一般的、令人感到窒息的寂静之中。
第二天，家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地压抑和诡异，王伟和娜塔莎两个人，一整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们俩就像两座冰冷的雕塑，一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停地、烦躁地抽着烟，把整个屋子都搞得乌烟瘴气。
另一个则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连午饭都没有出来吃，我能隐约听到里面传来她压抑着的、断断续续的哭声。
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阴沉的、如同乌云压顶一般的、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表情。
就连一向活泼好动、像个小太阳一样的小安娜，今天也变得出奇地沉默寡言。
她不像往常一样，缠着我让我给她讲故事，或者在我身边跑来跑去。
她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紧紧地抱着她那个已经很旧了的、棉花都露出来了的布娃娃，一言不发，情绪看起来非常的低落。
我知道，这个家，肯定是出什么大事了，而且是和我，或者说和我那笔早已所剩无几的钱，有关系的大事。
傍晚时分，我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在那个冰冷的、陌生的厨房里，准备着这一家人的晚餐。
我正在用心地、一丝不苟地炖着一锅他们所有人都喜欢喝的、热气腾腾的罗宋汤，这是我特意跟一个中国餐馆的老乡学的，也是王伟最喜欢喝的汤。
那锅汤在炉火上“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散发着浓郁的番茄和牛肉的香味。
我天真地希望着，这锅充满了家乡味道的汤，能稍微缓和一下这个家里那令人窒息的、紧张到极点的气氛。
就在我拿着一个长柄的汤勺，正准备从锅里舀起一勺汤，凑到嘴边，准备品尝一下汤的咸淡的时候。
小安娜，像一只没有声音的、优雅的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从门外跑了进来。
她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走到我的身边，然后伸出她那只小小的、因为紧张而有些冰凉的手，轻轻地、带着一丝祈求的意味，拉了拉我的衣角。
接着，她又伸出另一只小手指了指下面，示意我蹲下来，她有话要对我说。
我当时并没有多想，我的心里甚至还因为她这突如其来的亲近，而感到了一丝丝的温暖。
我还以为是这个可爱的小馋猫，又像以前一样，因为肚子饿了，等不及开饭，所以趁着她妈妈不注意，偷偷地跑到我这里来，想让我给她偷吃点什么好东西。
我便笑着，放下了手中的汤勺，用一种慈爱的、充满了纵容的眼神看着她。
然后，我缓缓地蹲下了我那因为常年劳累而有些僵硬的、早已不再年轻的身体，准备听听我的小宝贝，又有什么新的鬼主意了。
但就在我蹲下身子，与她平视的那一瞬间，我却从她那双眼睛里，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安娜清澈的眼睛里此刻却充满了与她这个只有七岁的年龄，极不相符的、巨大的恐惧和深深的犹豫。
她警惕地、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样，朝着客厅的方向看了一眼，确定没有人注意到她之后，才迅速地将她的小嘴，凑到了我的耳边。
她用她那带着浓重俄语腔调的、还不太熟练的蹩脚中文，压低了所有的声音，用一种只有我们祖孙两个人才能听见的、如同蚊子叫一般的、气若游丝的音量。
她快速而又无比清晰地，说出了那句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的、石破天惊的、将我所有幻想都彻底击碎的话。
这句话，这句从我最疼爱的、只有七岁的亲孙女口中说出来的话，像一个携带着万吨核燃料的、威力巨大的炸弹，瞬间就在我的脑海里，猛烈地爆炸了。
我手中的那个不锈钢汤勺，“哐当”一声，从我那瞬间失去所有知觉和力气的手中滑落，重重地掉进了那锅滚烫的汤锅里。
溅起的、滚烫的汤汁烫在了我的手背上，瞬间就烫起了一串密密麻麻的、晶莹的燎泡，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瞬间，被彻底地、完全地凝固了，我甚至连呼吸都忘记了。
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耳朵，我一把抓住安娜那瘦弱的肩膀，用一双因为极度的震惊和深入骨髓的恐惧而变得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我用一种颤抖得不成样子的声音，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追问着她：“安娜，你……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