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湘江计划”结案报告刚摔在桌上,旁边的“绝密情报”就成了刺目的笑话——十三年前中将用命传真料,十三年后手下特务拿报纸凑假料,这反差能把人呛得说不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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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起,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就以“密使一号”的身份,给大陆传递核心情报。小到部队番号装备,大到台湾东海岸要塞图、海军布防细节,全靠联络人朱枫分批送出。那会儿国民党内部烂透了,吴石看着山河破碎,早把生死抛在脑后。可这条情报线,终究毁在了叛徒手里。
1950年1月,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笔记本里清清楚楚记着吴石的身份。毛人凤拿到名单不敢贸然上报,直到证据确凿才告诉蒋介石。3月1日,吴石在台北被捕,审讯时被折磨得左眼失明、双腿肿胀,愣是没吐一个字。本来初审有免死可能,蒋介石亲笔改成死刑,6月10日,吴石和朱枫在马场町刑场遇害,临刑前只留下句:“我死不足惜,唯愿山河无恙。”
吴石牺牲后,蒋经国慢慢攥紧了台湾的情报权。1954年“国家安全局”成立,他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的身份掌着实权,后来又斗倒毛人凤,彻底整合了混乱的特务系统 。他搞出“黄龙计划”,逼着特务们“深耕大陆”,蒋介石看着大陆的困难时期,也觉得“反攻”有了盼头,催着特务们加紧行动。可实际上,派出去的人没一个顶用——四年里先后派了几十批,每批不过几个人,要么刚靠岸就被边防抓了,要么在山区被民兵发现,活下来逃回台湾的连三成都不到。
但台北的情报档案里,全是“战果”。特务们报上来的不是“获取中共会议纪要”,就是“发展敌后力量”,蒋经国起初真信了,甚至拿着这些东西规划“反攻时间表”。直到1963年4月,“湘江计划”彻底败露,他的火气才压不住了。
这计划是蒋经国亲自召见特务布置的,要在柬埔寨暗杀访问的刘少奇,代号“湘江”。特务张霈芝带着炸药、雷管这些家伙,在金边挖地道埋炸药,还发展了四十多人的行动队,连沙盘都推演了无数遍 。可他们没想到,发展的内线早被大陆策反,连偷运的美制雷管,都通过内线送到了我方先遣组手里。4月底刘少奇如期访柬,特务们连影子都没摸着,反而被中柬联手抓了个正着,整个行动成了笑话。
“湘江计划”的败报还没消化完,8月又送来几份“中共中央绝密”文件。标题一个比一个唬人,可内容错得离谱:1962年就调整的人民公社粮食政策,还在“内部通报”里当新政策说;压根没开的“华北经济会议”,居然有详细“讲话实录”。蒋经国越看越火,猛地把文件摔在桌上,声音都抖:“这玩意儿,比街头卖的小报还离谱!”
彻查下来的真相更让他后背发凉。这些“情报”根本不是从大陆偷的,是几个躲在香港小旅馆的特务编的。他们天天订《人民日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这些词剪下来,再套上公文格式,就成了“绝密文件”。更糟的是,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大陆早就在用“假电台”反制,不少被俘的特务被策反后,按着我方的意思发假情报,台北这边居然当了好几年真。
这些假情报能送到他案头,全靠层层糊弄。香港的上线见是“中央文件”,连看都不看就飞回台北邀功;鉴定科的人事先从不核对,直到这次错得太明显才露馅。蒋经国这才反应过来,那些年堆成山的“机密”,要么是报纸拼的,要么是对手故意喂的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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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严惩,可又不敢。真要把造假的、失职的全抓了,本就屡战屡败的情报系统直接就得瘫痪。最后只能悄悄撤了几个负责人,把那几个编情报的特务打发走,连公开处理都不敢。后来他逼着搞“情报专业化”,1964年还办了石牌研究所训练新人,可没人敢真去大陆,连“假情报”都少了 。
十三年前,吴石为了一份真情报,甘愿把命留在马场町;十三年后,蒋经国手下的特务把国家安危当成混饭吃的营生。1963年国民党开九大时,叶翔之还在展览“反攻战果”,可转头派去大陆的特务又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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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有人把信仰刻进骨子里,用生命换真相;有人把任务当成生意,用谎言糊弄差事。那些藏在档案室里的假文件,和吴石临刑前的遗言摆在一起,早就把人心照得明明白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做事”,其实从来都不难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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