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上旧书摊

（来源：廊坊日报）

转自：廊坊日报

不知从何时起，我喜欢上了逛旧书摊，竟至成了习惯。每每走过那些摆满旧书的摊子，总不免驻足，俯身翻检，仿佛那里埋藏着什么珍宝似的。

旧书摊上的书，多半是些被主人遗弃的旧物。书页泛黄，边角卷曲，有的还带着前主人的笔迹和折痕。这些痕迹，倒使书有了生命，不再是冷冰冰的商品。我尤其喜欢那些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版的书，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书，纸张虽已发黄，文字都是繁体竖排，想读快了都不行，正好一字一句地读。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不起眼的旧书摊上觅得一本《鲁迅杂文选》，1958年版。书脊已经有些破损，内页却完好。翻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奖给三好学生于扬，1962年6月，鲍官屯公社中学”。这于扬是何许人？如今安在？这本奖给他自己的书何以流落至此？这些问题自然无从考证，却使这本书平添了几分神秘。我花了两块钱买下，如获至宝。

读旧书的乐趣，新书是比不上的。新书油墨味太重，翻开时又过于挺括，特别是近年时兴硬壳精装，捧读颇为不便。旧书则不然，它已经被无数双手抚摸过，书页变得柔软，翻动时不再发出沙沙的响声。有时在书页间还会发现前主人夹着的枯叶或车票，这些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比书本身的内容更令人浮想联翩。

曾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红楼梦》，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书很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翻开一看，几乎每页都有铅笔写的批注，字迹娟秀，想是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她读得很细，对黛玉的每句话都有感触，有时写着“痴情女子”，有时又批“何必如此”。我读着这些批注，仿佛能看见一个陌生女子在灯下读书的身影。后来这本书成了我的枕边书，每每失眠，便翻上几页，连那陌生女子的批注也一并读了。

旧书摊上觅书，有时乐趣竟在不得。有些书明知难觅，却偏要去找，找而不获，心中反添牵挂。曾读过一本前后缺页的繁体竖排旧书，里面都是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女射击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是，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书名叫什么，我是一概不知。这已成了我心中的块垒。

去年深秋，我在老家的集市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旧书摊。摊主是个戴眼镜的老头，正蹲在地上整理书籍。我习惯性地背着手，眼睛在他的书摊上逡巡。老头抬头看我一眼，从身后的纸箱里掏出一本旧书递过来，说：“看你是个读书人，给你推荐一本。”书已泛黄，封面也有些磨损，我接过来翻阅了一下，看到目录上有一篇《女射击手》，内容是那么熟悉。我飞快地看了一下书名，《新人》，曾克著、是由山东新华书店1950年3月印行的。我问价，老人伸出三个手指。“三十？”我问。他摇头：“三块。这书在我这儿放了快十年，今天总算等到它的主人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付钱时手都有些发抖。

这些旧书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们不仅给了我知识，更给了我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追求新潮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读一本旧书，欣赏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文字，未尝不是一种抵抗。抵抗浮躁，抵抗快餐文化，抵抗那些转瞬即逝的所谓“热点”。

我尤其喜欢那些带有时代印记的旧书。比如一本1972年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故事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形成了奇妙的对比。又比如一本1958年出版的《毛泽东论文艺》，里面夹着一张已经发黄的煤油购买票，那是怎样一个物资匮乏而精神亢奋的年代啊！

旧书摊上的书，价格低廉，却往往能给人意外的收获。有一次我花两元钱买了一本1955年出版的英国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牛虻》。回家细看，发现里面夹着几张发黄的信纸，是一个男知青写给城里恋人的信，字里行间满是思念与缱绻。这些无意中保存下来的私人记忆，比任何一本正经的历史书都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

现在的书店越开越大，装修越来越豪华，我却愈发怀念那些不起眼的旧书摊。新华书店里的书，排列得整整齐齐，分类明确，找起来固然方便，却少了那份发现的惊喜。旧书摊则不然，各种书籍杂乱堆放，你需要一本一本地翻找，有时一无所获，有时却会遇见意想不到的珍品。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乐趣所在。

我常常想，这些旧书经历了怎样的旅程才来到我的手中？它们被多少人读过？在多少个夜晚被怎样的灯光照亮？又为何被主人遗弃？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却使每一本旧书都成了一个谜。

旧书摊正在消失，这我是知道的。因为网络的发达，读纸质书的越来越少，那些曾经遍布街角的旧书摊如今已难得一见。偶尔遇见一个，便如获至宝，总要流连许久，生怕下次再来时，它已不复存在。

人生过半，我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热衷于购买新书。书架上的空间有限，我更愿意把它留给那些与我有着奇妙缘分的旧书。它们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时光的见证，承载着无数陌生人的记忆与情感。

有时夜深人静，我从书架上随意抽出一本旧书，摩挲着它发黄的纸页，闻着那股特有的陈旧气息，便觉得与过去某个时刻、某个陌生人产生了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