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2013 年 5 月的武汉，初夏的闷热已经浸透了城市的每个角落。
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江岸区城中村的小树林里还飘着隔夜的潮湿水汽，清洁工刘某推着环卫车，准备清理墙根下堆积的建筑垃圾。
他的铁钳刚碰到一块发霉的三合板，一股刺鼻的腐臭味突然窜进鼻腔 .
那是一种混合了烂肉、黏液和霉味的恶臭，像无数只虫子钻进喉咙，让人胃里翻江倒海。
刘某捏着鼻子后退两步，壮着胆子掀开那块三合板。
下一瞬，他的尖叫刺破了城中村的寂静。
板下蜷缩着一具赤裸的尸体，皮肤已经呈现出暗绿色，肿胀得面目全非，几只苍蝇在尸体上空嗡嗡盘旋。
消息像长了翅膀，半小时内就传遍了整个城中村。
这片挤满低矮民房、电线像蜘蛛网般缠绕的区域，本就因流动人口多而治安复杂，如今出了命案，恐慌瞬间蔓延。
早餐摊前，大妈们压低声音议论 “是被先奸后杀吧”。
楼道里，租户们匆匆锁门，连晚归都不敢。
甚至有家长拽着孩子绕开小树林，生怕 “沾到晦气”。
流言越传越邪乎，有人说看到过穿红衣服的女人在小树林徘徊，还有人说半夜听到过女人的哭声。
人心惶惶中，每个人都在担心：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的侦查员们接到报案时，刚结束一夜的巡逻。
警车呼啸着穿过狭窄的城中村小路，车胎碾过积水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抵达现场后，侦查员们立刻拉起警戒线，法医带着工具箱蹲在尸体旁，刑侦技术人员则拿着手电筒，一寸寸排查周围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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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高度腐败，死亡时间至少一周以上。”
法医初步检查后，语气凝重地向带队的张队长汇报，“全身没有明显外伤，颈部有轻微勒痕，初步判断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 也就是被掐死或勒死的。”
张队长皱着眉看向四周：发现尸体的小树林位于城中村边缘，右边是刚建好的小学，左边是教职工宿舍院，前方几百米是新建二区的居民楼。
这条小路偏僻得很，平时只有捡垃圾的和抄近路的人才会走，路面坑坑洼洼，连路灯都没有。
“这里绝对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他蹲下身，摸了摸地面的泥土，“尸体下面的土是干的，没有拖拽痕迹，周围也没有打斗迹象，应该是凶手把尸体运到这抛尸的。”
可问题在于，怎么运过来的？
技术人员反复排查了小路的进出口，没找到任何轮胎印或脚印 。
最近几天下过雨，泥土松软，若有车辆或行人经过，本该留下痕迹，但现场除了侦查员和清洁工的脚印，再无其他。
走访周边居民时，大家的回答更是让侦查员们心凉：
“没听到异常声响”
“没看到陌生人”
“那片小树林平时没人去，谁会注意啊”。
有个住在附近的大爷说，4 月底好像闻到过奇怪的味道，但以为是垃圾腐烂，没当回事 。
这唯一的 “线索”，也因为时间模糊而毫无用处。
张队长站在小树林旁，看着三条通往外界的小路，眉头拧成了疙瘩。
这三条路都窄得只能容两人并行，别说汽车，就连电动三轮车都开不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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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要么是深夜扛着尸体过来，要么是把尸体运到路口后，再扛进小树林。”
他分析道，“不管哪种情况，凶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体力好，能扛动成年人的尸体；二是对这里的环境极熟，知道这条偏僻的小路，还能避开居民。”
更棘手的是，整个区域没有一个监控探头。
城中村的民房大多是自建房，房东为了省钱，连楼道监控都没装，更别说偏僻的小路了。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没有尸体身份信息，甚至连第一案发现场都找不到 ,这起案件，从一开始就陷入了 “死局”。
“黄金 72 小时早就过了。”
张队长看着渐渐亮起来的天，语气沉重，“现在最关键的，是先确定死者是谁。要是连死者身份都不知道，后续调查根本没法展开。”
法医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尸体的 DNA 样本，送往市局实验室比对，同时对尸体进行更详细的尸检：死者是女性，年龄约 40 岁，身高 1.6 米，体态中等，牙齿磨损程度显示她可能长期从事体力劳动。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特征 .
没有衣物，没有饰品，没有随身物品，唯一的线索，似乎只有那具腐败的尸体本身。
专案组很快成立，侦查员们分成两组：一组继续排查城中村及周边区域，寻找可能的目击者或物证；另一组则梳理近期的失踪人口报案记录，重点排查 40 岁左右的女性。
两天过去，排查毫无进展。
就在侦查员们快要陷入绝望时，一组的民警小王拿着一份报案记录跑了进来：“张队，有线索！一个叫李军的男人，5 月 1 日后报了三次警，说他妻子胡霞失联了，失联时间和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刚好对上！”
张队长立刻让人联系李军。
半小时后，一个穿着蓝色工装、面色憔悴的男人走进了派出所。
当侦查员们提出让他辨认尸体照片时，李军的手开始发抖，接过照片的瞬间，他突然瘫坐在椅子上，眼泪夺眶而出：“是她…… 是胡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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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身份终于确定：胡霞，38 岁，湖北大悟人，生前在武汉 161 医院附近 “工作”。
可当侦查员们追问胡霞的具体工作时，李军却支支吾吾，眼神躲闪，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李军，你妻子已经遇害了，现在任何线索都可能帮我们抓到凶手。”
张队长耐着性子劝说，“你要是隐瞒什么，就是在给凶手机会。”
沉默了许久，李军才低着头，声音沙哑地说出了一个秘密：“胡霞…… 她不是正经工作，是在 161 医院附近站街，做那种生意的。”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让侦查员们愣住了。
李军接着说，他和胡霞有两个孩子，都在老家上学，为了多挣钱，胡霞正月十五后就来武汉了，一开始说在餐馆打工，后来才坦白是做 “皮肉生意”。
“我劝过她，可她不听，说这样来钱快。”
李军抹了把眼泪，“她每天早上 8 点都会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这是我们约定好的，可 5 月 1 日那天，直到中午都没打过来，我打她手机，一直关机…… 我才慌了，赶紧报警。”
侦查员们立刻追问：“你最后一次和胡霞联系是什么时候？”
“2013年4 月 30 日晚上 9 点。”
李军回忆道，“她给我打电话，说当天生意还行，让我别担心，还说第二天会按时给孩子打电话。没想到…… 那竟是最后一次通话。”
根据李军的说法，胡霞的遇害时间极有可能在 4 月 30 日晚 9 点到 5 月 1 日早 8 点之间 ，11 个小时的时间窗口，虽然还是宽泛，但至少有了排查方向。
更重要的是，李军提供了胡霞的手机号码，这成了案件的关键突破口。
侦查员们立刻调取了胡霞的通话记录。
在密密麻麻的通话记录里，一个号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个号码在 4 月 30 日晚 10:55 给胡霞打了最后一通电话，通话时长 2 分钟，之后胡霞的手机就再也没有通话记录，直到 5 月 1 日凌晨 3:10 彻底关机。
“最后一个和死者通话的人，必须重点排查！” 张队长立刻让人查这个号码的机主信息。
结果很快出来：机主叫吴勇，55 岁，武汉本地人，住址在新洲区，而工作地点 ，竟然就在 161 医院附近的建筑工地，当门卫！
这个发现让侦查员们精神一振：吴勇不仅和胡霞有频繁通话（通话记录显示，过去一个月里，两人通话超过 50 次），还在胡霞活动的区域工作，这绝不是巧合。
侦查员们立刻驱车赶往 161 医院附近的建筑工地。
可到了工地值班室，却发现吴勇并不在。
“吴勇啊，他 5 月 1 日就辞职了，说是回老家办孙子的满月酒。”
一个值班的工友告诉侦查员，“他平时挺老实的，每天就在工地周边遛弯，对这一片熟得很，从来没说过要走，突然辞职，我们都觉得奇怪。”
“他身高多少？体态怎么样？” 侦查员追问。
“大概 1 米 7 吧，中等身材，看着挺结实的。” 工友回忆道，“平时能扛着几十斤的东西走老远，体力好得很。”
身高、体态、对环境的熟悉度、最后一个通话、突然辞职 —— 所有线索都指向吴勇。
张队长立刻做出判断：“吴勇有重大嫌疑，他辞职很可能是畏罪潜逃！马上查他的去向！”
通过户籍系统和交通监控，侦查员们很快查到：吴勇辞职后并没有离开武汉，而是回了新洲区九街附近的老家，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没出过门。
抓捕行动立刻展开。
可当侦查员们赶到吴勇老家时，却发现这里的地形比想象中更复杂。
吴勇家在山沟里，周围全是低矮的土房，村里只有一条主干道，外来人一进村，就会被村民们盯着看。
更危险的是，吴勇家后面就是一座山，一旦围堵时出现差错，让他跑上山，再想抓他就难如登天。
“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张队长和当地派出所民警商量后，决定以 “排查流动人口” 的名义上门。
这样既不会引起怀疑，又能近距离观察吴勇的反应。
当侦查员们敲开吴勇家的门时，一个穿着灰色衬衫、头发花白的男人开了门 —— 正是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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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民警时，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反而笑着问：“同志，有什么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