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花边｜独家对话梁鸿：我们的孩子为什么“生病”了

一个少年突然把自己锁进房间，不去上学，父母只当孩子“偷懒”“闹情绪”，却未想到孩子已经“生病”了。——这是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在非虚构新作《要有光》里描述的现实。

在《梁庄十年》之后，梁鸿将目光投向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通过大量走访，记下一个个本应鲜活灿烂却悄然黯淡的生命。文本《要有光》首发于《收获》杂志，并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单行本。

孩子们为什么“生病了”？以爱为名的父母是在什么时候“错过”了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置身事外”的父亲和一个“牺牲自我”的母亲？“原生家庭”是一个人不可挣脱的命运吗？……在新作出版之际，梁鸿接受了澎湃新闻·文学花边独家专访。

梁鸿 摄影：郑博文

困惑：你不知道孩子在说什么？

梁鸿是一位作家，一位大学教授，也是一位母亲。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她发现自己有时并不知道怎么和孩子很好地交流。她开始查阅资料，意外发现很多孩子都出现了情绪问题，他们焦虑、抑郁，有的休学在家，有的伤害自己。医院精神科里的未成年患者越来越多，寻求心理疏导的中小学生也越来越多。

更可怕的是，很多家长对于问题的严重性依然一无所知。

比如，当一个孩子一到考试就喊肚子疼，带去医院又查不出来，家长往往直接断定孩子在装病，完全没想到这可能是孩子情绪紧张造成的躯体化反应，也可能是孩子在发出心理呼救的信号。

《要有光》首发于《收获》杂志

从2023年开始，梁鸿在三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北京海淀区、一座二线滨海城市以及一座县城展开田野调查，发现三个地方的孩子很不一样，他们有的是被众星捧月般长大的“天之骄子”，有的是“小镇做题家”的后代，有的是从小就缺失家庭关爱的留守儿童，但他们的父母，无一例外地，很晚才发现自己的孩子心理生病了。

更让梁鸿痛心的是，时至今日，还有家长认为心理生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病，不过是孩子“娇气”“矫情”“没事找事”。每每在相关报道的评论区里看到“打一顿就好了”“就得让娃去地里干几天活”，她都不禁感叹：“有时，我们真的太无知，太狂妄了。”

“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我们的经验去教育孩子。但时代变化了，你得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失效了。”

在采访中，梁鸿对一个女孩冲着母亲怒吼“你从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印象极深。“比起是非，家长更在意的是自己在孩子面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文化中成长的，我们也很难接受孩子去挑战我们的权威。但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孩子对外界信息的接受和感知早已超过了我们。你只是用父母的身份去强压他们，那肯定会出问题。”梁鸿说，“作为父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从不意识到我们有问题。”

“你看似是最爱孩子的人。但当孩子不断地累积精神压力，从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滑向崩溃，你是在哪里错过了你的孩子？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思考：谁在定义？谁在焦虑？

另一个问题是，孩子们为什么不快乐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考上好学校”成为了大部分中国孩子唯一的价值标准，其他一切评价体系都要为此让路。当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许多家长首先关心的不是孩子有多痛苦，而是焦虑于孩子还能不能继续上学，仿佛只要学业不断，人生就不算真正“脱轨”。

在梁鸿看来，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家长把来自社会的焦虑原封不动地加诸在孩子身上，却很少反思自己作为大人的责任。有的父母自己厌恶职场竞争，转身又要求孩子闯进“不能输”的比赛。

当全社会都把考试和升学当作评价孩子的终极标准，成长中的少年很容易陷入迷茫和自我怀疑：除了做题，我的人生到底还有哪些可能性？

《要有光》单行本

权威数据显示，我国6-16岁在校学生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17.5%。

“我们是义务教育，但更是一种竞争教育。你只要不在前20%的序列里，你就是失败者。”梁鸿感叹，所谓成功的定义、淘汰的压力，纵使老师和家长不说，孩子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书中写到这样一位母亲，她在孩子精神崩溃后痛下决心，彻底停掉了孩子的所有补习课。但讽刺的是，只要这个孩子还能出门去上课，这位母亲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还有一位母亲，名校硕士毕业，儿子的高中作文经常被扣掉20多分（满分50）。在她的阅读里，儿子的作文比所谓的满分作文有灵性、有思想、有创意得多，但她只能劝说儿子“规范化才容易得分”。

这样的母亲，在梁鸿的观察与接触中并不在少数。

“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一种分裂的状态。前十几年我们带着孩子到处旅行，我们教育孩子要真善美，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求孩子‘作假’，去写现代白话文中的八股文。这说明我们自身的教育是虚伪的，但我们最后屈服了。”对此，梁鸿非常感慨，“这个屈服的过程，对孩子的精神是多么残酷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在我们的每个家庭里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要有光》内页

观察：置身事外的父亲，牺牲自我的母亲

《要有光》写到一半时，梁鸿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怎么都没几个父亲参与其中？”

她一直很想找到并写出一个鲜明的父亲形象，但最后只能告诉自己，这也是现实一种。

在她接触到的家庭里，大多是母亲在为孩子的事情焦头烂额，声嘶力竭，而父亲像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书里有一幕是，一个女人为了孩子又蹦又跳，又哭又闹，而那个男人一直在隐忍，任凭女人又推又搡。如果有不知情的人经过看到，会肯定地说，那个女人无理取闹，那个男人好有修养。

“我们的父亲到哪去了？我们的父亲到哪去了？”梁鸿接连追问，“在中国传统社会，我们会说父亲要承担家庭经济压力，一个男人习惯于把自己从家庭的内景里抽身出来。但有什么比你孩子的成长更重要？事业和你的孩子一定是对立的吗？你没有偷懒和推卸责任吗？”

在梁鸿看来，父亲的家庭参与不仅给孩子带来更多关爱，更为一个家庭带来良性平衡。“只有母亲在那奔走呼号，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对一位女性也不公平。”

她采访的那些母亲，她们往往既要在职场拼杀，又要操心家庭生活，身心俱疲却不敢有一丝松懈。她们也极其容易陷入一种“自我牺牲”的心态，认为自己为孩子省吃俭用，苦守婚姻，没有自我，却不想当她们把物质、婚姻乃至全部人生都“押”在孩子身上时，孩子也会不堪重负。

“那些类似于‘我为了你怎么怎么样’的话，是很多母亲无意识的脱口而出。因为伴侣在孩子这个问题上的缺席，她们确实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只能把全部精力给到孩子，也很难让自己有所成长。可只有当一个母亲跳出‘一切为了你’的桎梏，不再以孩子为人生唯一的意义，她才能以更平和、充盈的状态陪伴孩子成长。”梁鸿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将生命状态依附在谁身上。”

“一个家庭里，只有每个成员都在发光，这份光亮才能汇聚起来，这个家才能成为温暖彼此的地方。”

在新作出版之际，梁鸿接受了澎湃新闻·文学花边独家专访 摄影：郑博文

出路：在原生家庭的创伤中再往前走

这些年“原生家庭”成为了热议话题，不少成年人感叹自己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

“家庭对一个人心理的影响确实深远而巨大。”梁鸿说，“我们经常遇到一个孩子说起当年被打，父母就非常愤怒，说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记得这一件事情？这不是孩子记仇，而是这个事确实在孩子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创伤就是创伤，不是‘时间过去了’‘孩子长大了’就能弥补，家长只有正视了这个问题，才可能真的一起往前走，不然在情感上很容易渐行渐远。”

但是，梁鸿也不赞同将原生家庭的影响“本质化”，视其为一个人不可挣脱的命运。她很喜欢书里一个少年的话——“我们是在一个必然的破碎与创伤中再往前走”——即我们看见了受伤的事实，也带着伤口向前生活。“对年轻一代来说，不要沉溺于指责父母，他们有他们的时代局限。很可能你尝试过和解但最后不欢而散，那就选择去理解。更重要的是，放自己出来。”

“但我还是呼吁中老年父母们重新看待我们的孩子，不要总以‘过来人’自居，觉得人到50岁、60岁就可以‘定型’了。60岁还刚刚开始，同志们！我的意思是要学会用开放的思维去重新看待世界，重新理解子女。人只有拥有学习的热情和学习的能力，才可能跟着世界一起往前。”

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梁鸿无意于提供某种结论或解决方案，但她希望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生命，让更多人看见孩子们“生病”背后的复杂性和冲突性。

“这本书里每一个孩子的人生还在继续，我只能暂时写到2025年。我想他们的经历如果能够砸开我们思维的坚冰，让我们对一些惯性思维有所警醒，这本书的意义就达到了，那道光就投射下来了。”

对于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家庭来说，这束迟来的光哪怕再微弱，也极其珍贵。

海报设计 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