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反思“文革”：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邓小平：“文革” 对不起人民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一是从自身情况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

二是从外部情况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中国经济、科技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因此，40多年前，是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我们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然而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

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

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

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

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

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

“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

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

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

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

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邓小平打出的沉重“问号”！

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大家看：“文革”时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所要追求的那个社会主义吗？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如此体现的吗？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还有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吗？人民能答应吗？中国还有希望吗？

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更是如此。从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

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

“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

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文革”这样搞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像“文革”这样折腾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