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奖得主莫克尔：启蒙经济视角下英国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

来源：经济学家圈

2025年诺奖得主莫克尔：启蒙经济视角下英国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5年度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克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委员会表示，获奖者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创造性破坏如何制造冲突，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管理。否则，创新将受到老牌公司和利益集团的阻碍，这些公司和利益集团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

“获奖者的工作表明，经济增长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背后的机制，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次陷入停滞，“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

乔尔·莫克尔在其著作《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中提出：任何时期的经济变化都依赖于人们相信什么，且依赖程度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要高。

以下为本书部分内容摘录。

任何时期的经济变化都依赖于人们相信什么，且依赖程度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要高。从“光荣革命”到水晶宫世界博览会这一期间，英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是如此。本书是一部个人解释性著作，分析哪些因素发挥作用，促成现代经济发展萌芽于后来发展成为“工业化世界”的地区。所有人都认为，在“工业化世界”中，英国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本书介绍了英国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发展情况。本书未能面面俱到：考虑到研究这一时期的文献汗牛充栋，任何研究都应有所侧重，我也斗胆照做。简而言之，本书指出，除了地理因素以及市场、政治和社会作用等标准论据外，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信念和认知，以及这些信念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18世纪是启蒙时代，我们有必要充分检视这一事实产生的经济影响。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思想和哲学启迪着人们构建的现实世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Himmelfarb,2004,第7页）。不过经济学的情况又如何呢？

意识形态和“文化”是否影响经济结果？这一问题和经济学本身一样古老。马克思和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认为，信念能够自我调整，以适应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本身则很大程度上由技术、人口、地理等更深层的力量决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一样持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意识形态大体上内生于经济环境，无法影响经济环境。一些经济学家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句名言，即“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早或晚或好或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1936] 1964,第383—384页）。我将会指出，在历史现实中，两者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在适当的环境中，正如18世纪的英国，这一相互作用产生了正向反馈回路，带来了经济史上自农业出现以来的最大变化：即工业革命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萌芽。

人类的信念和认知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方式具有历史偶然性。我的意思是，它是许多绝非不可避免的局势融合在一起的结果。有人认为统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信念非常关键，这似乎再自然不过。政策制定者负责制定有关经济游戏如何运行的规章制度。不过在工业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科学家、熟练技工、发明家、企业家的信念和理念可能更为重要。当然，理念并非从天而降。商业和城市社会对于创造智识理念（intellectual ideas）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它们能够养活一大批凭借智力而不是靠耕作为生的人。这些人的主业是思考和分析，在思想市场中开展竞争（Mokyr,2007）。一些理念最终胜出，而其他的理念却没有。通过这一竞争激烈的自然选择过程，智识环境发生变化，对“现代”政体和经济体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一些理念能够最终胜出，成为“主导范式”？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答案。在“环境”合适的情况下，一些理念能够胜出；有时虽然环境有利，但是理念迟迟未到或者以失败告终。就像在进化生物学中，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为什么一些适应力极强的物种能够幸存下来，而一些适应力同样不弱的物种却惨遭淘汰。历史存在某种令人迷惑不解的不确定性。时机和偶然性能够解释最终的结果。当然，如果理念顺应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那么它们具有一定的优势。不过，精英阶层秉持的理念，其演变过程是否存在自主性逻辑（autonomous logic）呢？精英阶层的信念被证明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就结果而言，修辞是否完全无足轻重？如果有人认为意识形态仅仅反映了经济利益，而且劝导（persuasion）本身根本不重要，那么这一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历史上许多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背叛了自己的阶层，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历史唯物论的信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总体而言，创造启蒙运动的启蒙哲学家擅长说服他人，并慢慢地向同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精英灌输全新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于为何制定出台现有政策这一问题，我们在寻找答案时，可以首先回答“符合谁的利益”这一问题，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不过，它绝非终点。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寻找“何人获益”（cui bono）这一问题的答案，那么会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经济利益团体经常遭遇其他经济利益团体的反对。人们结盟，达成交易，同时还必须考虑运用具有说服力的言辞，来说明什么最有利于“国家”。改革者每前进一步都会遭遇当权者和保守派的反抗，结局充满不确定性。结局并非预先设定或者无法改变；如果没有这些结果，我们是无法解释英国转型的。

有待解释的问题很多。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到1850年，英国人口数量与1700年相比增加了两倍多。此外，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提高（达到45%，而在1700年这一数字仅为18%）。人们向陌生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要求员工守时守纪的大企业工作。他们在国内出行时乘坐火车，而不是“驿站马车”（又称公共马车）。人们航海时对帆船的依赖越来越小。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同样，人们与邻居及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早在1700年，市场已经无处不在；到了1850年，市场已占据主导地位。人们通过市场购买日常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时也通过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拿出储蓄进行投资。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选择棉质衣服，而不是羊毛或亚麻材质的衣服。同时尽管人们的住房和食物质量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经过仔细考查，我们会发现其实也有所变化。对这些变化的叙述往往被人指摘采取了“目的论”的解释方法，即我们叙述变化时，好像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促成我们最终观察到的结果。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核算工作经常将这一转型描述为成功范例，从而被人指摘存在“扬扬自得”的心态。在本书中，我会小心行事，避免犯下类似的错误，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仍有可能犯错。史学家在介绍这一变化过程时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困境，即是否能够并且应该避免强调，依据大多数标准，特别是当时的标准，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范例？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到举办著名的水晶宫世博会（1851年）时，英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领袖，享受着突如其来的（尽管昙花一现的）政治威望和霸权，并且有能力确保英国一部分人口中的大多数人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在当时，这一部分人口所占比例不小，且占比还在不断提高。过去只有权贵阶层才能享受（或者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奢侈品开始进入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所有国家的史学家都会对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发生的情况极感兴趣。说到底，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一段历史并不是英国独有的现象。欧洲其他国家和英国一样经历了经济转型，最终海外领地也实现了经济转型。这一时代“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得益于它，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最低消费水平，过上了舒适、安全、闲暇和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生活，而在过去仅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一切。无论人们认为商业工业主义的兴起、金融资本主义、城市化和技术成就是福佑还是诅咒，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已成事实。在本书讨论的这一时期里，繁荣之树发芽，并首次开花。这一切发生在英国。居于中心的是工业革命。

如果史学家、经济学家和侧重历史的社会学家就世界经济史达成什么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就是，归功于工业革命，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始于英国。尽管涉及时机和因果关系的许多细节仍有争议，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意识到，在1750年之后的某个时间点，不列颠群岛发生了深刻、不可逆转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最终蔓延到西欧大部分地区、北美以及受西方影响的其他地区。在1700年，对世界尤其是英国而言，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新鲜事物。鲜有学者会对下列说法持异议，即自诺曼征服到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模式日益多样化，总产出实现长期增长。在1688年，格雷戈里·金（King, [1688],1936）勾勒出首份有关英国经济状况的定量图。不过，依据现代标准，英国经济变化速度极为缓慢。一些人可能会说，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是在经济史中，程度意味着一切，并且经济变化加速问题是有待解释的核心事件。

同样，如果我们将英国在本书讨论的时期里的经济史称为“工业革命时代”，这一说法就有误导性，因为这样就好像这一时期的前夕只是工业革命的前奏，而在它之后的数十年只是工业革命的余波。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工业革命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回头来看，它对全球经济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我们无须考虑后来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英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史进行介绍、分析、定性，甚至建模。在1700年至1850年间，英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一切与工业革命毫无关系，或者关系很小。工业革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在它之前和期间发生的所有一切必然“引发”甚至推动工业革命，也不代表之后发生的事情都是工业革命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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