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毛主席视察黄河,一路走村串户、实地查看堤坝水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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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进一户农家讨口水喝,农妇热情地端来水,却看着主席一脸认真地问:
“咦?斯大林没来啊?”
这句话听得身边人都愣住了,毛主席自己也乐了。
那么,这到底是咋回事?毛主席又是如何回答的?
视察路上
1952年10月26日,毛主席低调地乘坐不起眼的专列来到了山东济南,下车后他轻轻说了一句话:
“我这次是出来休息,顺便看看黄河和一些名胜古迹,不打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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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是毛主席深藏已久的想法,他早已将黄河治理放在心头,只不过不愿让这次行程被层层接待与安排所裹挟。
27日清晨,毛主席一行在济南出发,第一站便是当地最让人头疼的“乐口险工”段,这里河床高、冲刷强,是历史上黄河决口最频繁、灾情最重的地段之一。
秋日的晨风吹得堤坝边芦苇轻摇,毛主席身穿灰布中山装,脚踏一双布鞋,慢慢踱步在坝顶。
看着那宽阔的黄河水汹涌奔流,他突然停下脚步,扭头问身边的技术人员:
“这里的黄河底,比济南城内的地面高出多少?”
“主席,高出六到七米。”工作人员答得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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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点点头,表情凝重。
他扫视着远处的滩地和河面,语气沉稳却坚定:
“一定要把大堤修牢,哪怕是一丁点的松动,也不能有。”
说罢,脚步不停地沿堤坝向前行去,身后,许世友几人跟得紧,一边听,一边在小本子上迅速记下。
走着走着,毛主席又停下来,目光落在堤外一片泛白的盐碱地上。
他蹲下身,捏了一把地面上的浮土,轻轻一搓,叹了口气:“这地是怎么盐碱化的?”
随行的工作人员解释道:
“黄河水位太高,堤外地势低,再加上小清河多年未疏通,排水不畅,时间一长就盐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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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没有立刻说话,而是沉默地看着眼前的土地。
他沉思了一会,突然转过头说:
“这地荒了太可惜。能不能引黄河水进来淤地种水稻?老百姓吃点大米,总比天天啃地瓜强。”
一个县委书记小心翼翼地说:“主席,我们以前没这样做过,也没有经验。”
“那就试试。”毛主席语气不重,却透着一种不可置疑的力量,“不能什么都等安排,要多琢磨琢磨自己的办法。”
28日下午,专列抵达徐州。
在徐州的接待会议上,毛主席继续追问黄河故道、农业灌溉和村庄防洪等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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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真听取汇报,不时提问,不时点头,没有官话,没有虚词,只有问题和答案在这片朴实的土地间来回穿梭。
“我这次出来,不是为了应酬。”
毛主席在一次饭后轻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不能让她再害人了。”
他的语气不高,但那份掷地有声的沉稳,胜过万言,身边人听后都默默点头。
他没有大张旗鼓,却走得比谁都远;他不声不响,却问得最细致,他带着“休养”的名义来,却将“忧民”的情怀洒遍黄河岸。
黄河岸边的“微小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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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30日,清晨六点,天色尚未完全放亮,毛主席一身深色中山装,步伐不疾不徐,悄然走下专列。
他没有提前通知地方领导,只带着几位随行人员,踏着微凉的晨露,径直走入了附近的村庄。
他遇见附近的农民,就会仔细询问他们的收成情况和生活状况。
然后他又步行登上了黄河大堤,沉默良久。
就在这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赶到,毛主席又同他仔细交谈。
“黄河最近几年还有没有决口?”
“这六年没有,是因为没遇到特大洪水,一旦有,光靠堤坝拦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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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没有规划修水库?”
“有设想,但大坝工程大,资金、地形、人员都困难。”
“你们修了多少堤坝?”
“大堤1800公里,坝埽将近5000道。”
每一个问题都具体,每一个答案他都认真聆听,毛主席不像在“听汇报”,更像是在“做功课”,不仅关注现实操作,还追问到理论源头。
“古人治黄河的方法你都看过吗?”毛主席问。
王化云点头,说:“看了一些,主要是古代的河工志和治水笔记。”
毛主席点头赞许:“要向古人学,更要走出一条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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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滩地的一片淤泥地时,毛主席蹲下身,用手捧起湿重的黄泥,问:
“每年冲过来多少泥沙?”
王化云掰着指头算:“上游带下来的泥沙年均16亿吨,主要集中在雨季。”
毛主席眼神一凛,缓缓站起身:“治黄河,不治泥沙,永远是治标不治本。”
这句话,他说得不疾不徐,但语气像黄河水一样沉沉地砸进众人的心里。
太阳渐渐升高,金色的光芒照在黄河上,水面泛起耀眼的光斑,毛主席站在堤岸上,望着这条哺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母亲河,心中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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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得仔细,听得认真,问得深入。
他不拿架子、不做官腔,只用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撬动黄河治理的沉疴旧疾。
农家一碗水
黄河岸边的行走,不是一次轻松的散步,而是一场脚踏实地的丈量。
后来王化云在毛主席的默许下带着众人一起到百姓家讨水喝。
在歇脚的时候,毛主席又同主家的刘大娘仔细交谈起来。
“这地里打得粮够吃吗?”毛主席问得真切。
刘大娘没有认出来,头也不抬地说道:
“咱这都是盐碱地,哪能打得出啥好粮,靠天吃饭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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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点点头,又望了一眼窗外的黄土地,他轻声说:
“河水要治好了,盐碱地也要慢慢改造,不然老百姓的日子还得难熬。”
但这句话在刘大娘耳中不过是村里干部的口风,她并未多在意,只是“嗯嗯”地应着,继续手头的活。
毛主席放下碗,站起身,轻声告辞:“多谢您的水,我们就不打扰了。”
“走好走好!”刘大娘头也未抬,像送走熟客一般应了一声。
毛主席一行人走下山坡,刚走到半路却碰到了刘大娘的丈夫,他一眼就认出了毛主席,激动得当场喊出声:
“毛主席?!您是毛主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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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笑着走上前,握住老汉的手,语气亲切:“我们喝了大娘的水,就不再打扰了。”
老汉一边激动地点头,一边大声唤道:
“快出来快出来!是毛主席!毛主席真来了!”
声音顺着山坡飘进屋里,刘大娘闻声一惊,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出来。
她瞪大眼睛,嘴巴半张着,难以置信地看着毛主席的身影:
“毛主席……刚才是您啊?!我眼神不好,没认出来,您可千万别怪我啊!”
毛主席站在坡下,抬头望她,笑着挥了挥手:“不怪不怪,你给我倒水,我得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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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娘这才缓过神来,顿了一顿,突然冒出一句:“那斯大林怎么没跟您一块来啊?”
一语出口,山坡上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毛主席乐得合不拢嘴,边笑边答:
“他比我忙,路也远,这回没来,下次我带他一块来看你。”
众人笑声未止,刘大娘却还满脸认真。
她哪里知道外交事务,只记得每次村里开大会,墙上挂的都是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形影不离,所以她一直以为两人总是同行。
毛主席与黄河之间的故事,从来就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视察。
他对这条“母亲河”的牵挂,早已深深扎根于心底,不是一朝一夕之念,而是一份贯穿整个政治生涯的执着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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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0年,那一年夏季暴雨连绵,淮河水位暴涨,一夜之间决口成灾,大片良田被毁,百姓流离失所。
毛主席在收到淮河灾情的第一时间,彻夜未眠,反复研究水文报告和会商资料,甚至亲笔批示:
“淮河之祸,不可忽视,务必组织大力救援。”
但那时的国际局势危机四伏,国内建设急待推动,他无法抽身,便把那份对黄河的挂念压在心底,一搁就是两年。
直到1952年秋,朝鲜战局基本稳定,中国内政也渐入轨道。
那时他已疲于政务多日,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劝他休息,毛主席听罢,微笑着说:“好,就说是休息,那我去趟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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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慨良多,后来又提出了“骑马计划”。
他说道:“黄河,我们还没有真正摸透它。
光靠图纸、数据不够,还得去走它一遍。我想骑马,从入海口出发,逆着水流走到源头,翻过喜马拉雅山,再顺长江而下。”
听者无不震惊,但也都知道,他不是说说而已。
那年夏天,他甚至亲自在北戴河练马,身穿短袖,头戴草帽,在沙滩上策马而行。
有人问他:“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骑马?”
他笑道:“不练怎么骑到青藏高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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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现实终究不允许这场浪漫而沉重的旅途成行,随着年岁增长、事务繁重,毛主席的身体日渐不支,那匹未出发的马终究未能踏上征途。
1964年,他仍在部署第二次考察黄河的准备工作,甚至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熟悉马术、研读治水资料。
他没有放弃这个计划,哪怕只是“做梦”,也不愿轻言作罢。
到了晚年,他仍念念不忘黄河。
那份未竟的“黄河之约”,成了毛主席一生中最深沉的牵挂之一,他没有写在诗里,却留在了政策中,没有踏遍黄河全程,却在心里走了一万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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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走上黄河,不是为了表态,而是真切地将人民的冷暖与国家的命运系于心头。
他以一位治国者的深度与一位老百姓的温度,去理解这条大河的脾气,去安抚它、治理它、改造它。
“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在他身上不仅是对自然不屈的斗志,更是对人民不舍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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