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申诉信递上去时,没人敢保证有结果——写信人是吴石的儿子吴韶成,而他父亲已经“消失”23年,连个明确的身份都没有。直到周恩来的批示下来,短短一句话,才把这个家庭压在心底的石头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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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这事,得先提吴韶成这些年的难。1950年他父亲吴石在台北牺牲时,他22岁,正在南京大学读书。吴石赴台时把他和长女吴兰成留在大陆,自己带着妻子王碧奎、次女吴学成和幼子吴健成去了台湾。父亲牺牲的消息传来,吴韶成在课堂上看到报纸报道,整个人都懵了,连哭都不敢在人前放声 。
大学毕业后,吴韶成被分配到东北工作,后来辗转到河南,进入冶金系统。本以为好好干活就能安稳,可“吴石之子”的身份像块包袱。60年代,他被下放到农村养牛,审查时受了不少罪,牙都被弄掉了。回到单位后,他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可评先进、提职级从来轮不上他。领导找他谈话,说得很含蓄:“你这家庭背景,我们也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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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入党,申请书交上去石沉大海;女儿吴红上学要填家庭成分,他只能含糊写“父亲已故”,怕老师同学追问。有次女儿问“爷爷是做什么的”,他愣了半天,只说“爷爷是个军人”——他不敢说父亲是“密使一号”,更不敢说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怕给孩子惹麻烦 。同在北京的姐姐吴兰成更难,被分配到内蒙古牙克石林区的医院,一待就是20多年,连调回大城市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熬到1972年,吴韶成实在忍不住了。那年冬天整理旧物,翻出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片,照片上父亲穿着军装,胸前别着毕业勋章,眼神亮得很。他摸着照片掉了泪:“爸,您送的长江江防图、台湾防御图帮了多大忙,怎么到现在连个名分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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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完第二天,他就开始写申诉信。信里没喊冤,只一笔一画列事实:父亲1949年赴台从事情报工作,1950年牺牲,自己和姐姐因身份受困,希望组织给个说法。信写好后,他犹豫了一个多月,才托人通过河南省革委会递到中央——他怕,怕这封信反而招来更多祸事。
没想到这封信真的递到了周恩来手里。那会儿周恩来身体不好,却对“吴石”这个名字记得清楚——当年吴石送的情报,毛主席都夸是“雪中送炭”。1973年,他在信上批了一行字:“吴石同志为革命牺牲,应将其子女作革命烈士子女看待。” 批示还特意问了吴兰成的情况,叮嘱一并解决困难。
批示传到河南时,统战部的同志直接找到吴韶成,把批件放在他面前。吴韶成盯着“革命烈士子女”六个字,眼泪一下子涌出来——23年了,他终于能抬头做人了。没过多久,河南省革委会在11月正式批复,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还送来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厂里的政审材料改了,他的入党申请也重新启动,1965年就提交的申请,终于在这年批了下来。
更让他暖心的是,远在内蒙古的姐姐吴兰成也接到了调令,能去中医研究院工作了。1981年冬天,吴韶成夫妻俩赴美探亲,在洛杉矶见到了母亲王碧奎——母亲1959年才从台湾监狱出来,靠缝补打工把吴学成、吴健成拉扯大,1980年才移居美国。妹妹吴学成也从台湾赶来,一家人抱头痛哭,唯独少了父亲 。
1993年母亲在美国去世,1994年春天,吴韶成去了北京。那天,次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父亲的骨灰,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母亲的骨灰,在福田公墓举行了合葬仪式。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特意赶来,对着墓碑念了吴石的绝笔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吴韶成把周恩来的批示复印件放在墓前,轻声说:“爸,您看,中央认您,我们全家都为您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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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说吴韶成运气好,遇到了周恩来。可只有他知道,那23年里,他多少次想把父亲的照片烧了,又舍不得——那是父亲打鬼子、为国家做事的证明。周恩来的批示看似简单,却是给无数像吴石这样的隐蔽战线烈士家属,一个最实在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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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吴石的名字刻在碑上,每年烈士纪念日,吴红都会带着家人去祭拜。就像吴韶成生前常说的:“你爷爷没白死,有人记得他,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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