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万里要求任仲夷整顿广州的奢靡之风，任：这些小事随他吧

1981年，当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还生活在贫困线上时，南国的广州已经是莺歌燕舞、五彩斑斓。

街头，年轻人顶着新烫的卷发，穿着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喇叭裤和花衬衫，脚踩高跟鞋，扛着一台四喇叭录音机招摇过市。

录音机里放的不是《东方红》，而是邓丽君甜腻的“靡靡之音”。

香港歌手罗文来广州开演唱会，更是捅了马蜂窝。

他不像内地歌唱家那样“站如松”，而是抓着麦克风满场飞奔，边唱边跳。

这一幕幕“奇观”，直接把一些北上视察的老干部给看傻了。

一位副省长气得当场大哭，哽咽着说：“没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一位老将军更是捶胸顿足，仰天长叹，觉得靠这帮“奇形怪状”的年轻人根本没法保家卫国，甚至给中央写信，痛斥广东，要求“收复失地”。

这股焦虑的情绪，很快就汇集到了北京。

1981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来到广州督导工作。

在处理完港口堵塞的正事后，看着街上这些“花里胡哨”的景象，万里也皱起了眉头。

他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仲夷，北京议论很大啊，还是管一管吧！”

这句话分量极重，它代表的不是万里个人，而是来自中央的担忧和压力。

一场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似乎就要在南粤大地掀起。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任仲夷身上，看他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

然而，任仲夷的回答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他淡然一笑，对万里说：“万里同志啊，我们要管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随他吧！”

一句“随他吧”，轻描淡写，却石破天惊。

在那个连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都可能被上纲上线的年代，这不啻于一声惊雷。

这背后，究竟是任仲夷的漫不经心，还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治智慧？

“管什么”与“怎么管”

任仲夷的“小事随他吧”，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口头禅，而是一套完整且清晰的执政逻辑。

他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管什么”，又应该“怎么管”？

面对万里和背后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任仲夷没有选择硬顶，也没有选择妥协，而是巧妙地进行了一次“概念偷换”。

他将“喇叭裤、迪斯科”这些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现象，从意识形态的审判席上拽了下来，重新定义为“生活小事”。

什么是大事？

在任仲夷看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老百姓富起来，这才是天大的事。

他有一句名言：“搞革命要使穷人成为主人，搞建设则应该使主人变得富有。”

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搞上去，而不是盯着年轻人的裤腿和头发。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任仲夷拿出了一套“组合拳”式的论述。

当罗文的演唱会因“边走边唱”被痛批为“资本主义腐朽风”时，舆论压力山大。

任仲夷直接表态：“我们共产党的省委应该只管唱什么，不应该管怎么唱。”

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灵魂拷问：“难道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这个比喻生动而尖锐，直接点中了僵化思维的要害，让批评者哑口无言，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对于喇叭裤和烫头发，他的逻辑同样清晰。

有人说留胡子不正经，任仲夷就笑着说：“我们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就是大胡子。”

有人说喇叭裤是歪风邪气，他就引经据典：“穿喇叭裤有什么不好？我们老祖宗在唐朝就开始穿了。”

至于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迪斯科，他的解释更是堪称一绝：“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吗？男女并不贴身。我们过去跳交谊舞，可都是男男女女搂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我们党的领袖们不是每个周末都举办交谊舞会吗？”

这一系列的“金句”，看似是风趣幽默的辩解，实则是任仲夷在为“开放”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

他将政治原则与艺术形式、意识形态与个人生活方式进行了有效切割。

他告诉所有人，社会主义不应该是一个刻板、僵化、千人一面的苦行僧社会，它同样可以丰富多彩、充满活力。

这种“抓大放小”的智慧，在当时是极其宝贵的。

它化解了改革开放初期因思想禁锢带来的巨大阻力，为广东“杀出一条血路”赢得了宝贵的空间和时间。

排污不排外

如果说“小事随他吧”是任仲夷的理论宣言，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则是他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的最好证明。

随着广东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一个新问题出现了。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广东许多地方可以接收到香港的电视信号。

一时间，家家户户房顶上都立起了“鱼骨天线”。

伴随而来的是对香港“花花世界”的模仿和一些人眼中的“文化污染”。

有人忧心忡忡，建议强行拆除天线，堵住这个“污染源”。

任仲夷再次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排污不排外”。

他认为，外来的东西里，有先进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这些是“外”，我们要积极引进；但里面也可能夹杂着一些不好的东西，这是“污”，我们要坚决排掉。

不能因为害怕“污”就连“外”也一起拒绝。

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一张手写便签里写道：“港台节目等于糖衣炮弹？糖衣剥下来，炮弹扔回去。”

这个“排污不排外”的理念，很快就迎来了一场终极大考——白天鹅宾馆风波。

1983年，由香港实业家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内地第一家五星级合资酒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开业。

为了聚拢人气，霍英东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宾馆对所有市民开放参观。

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高档宾馆在人们心中是“首长”才能进的地方。

闸门一开，人潮汹涌。

但随之而来的是始料未及的混乱：大堂里的牙签、餐巾纸、卫生间的卷纸被大量“顺”走，一天要补充几百卷；一些人穿着带铁掌钉的皮鞋，在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肆意行走，留下一道道无法修复的划痕。

宾馆方面无奈之下，只好贴出“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皮鞋掌钉者请先拔钉”的告示。

这下彻底点燃了舆论的炸药桶。

全国各地的报纸口诛笔伐，批评白天鹅宾馆“歧视国人”，是“旧中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是在“倡导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巨大的压力让霍英东几乎撑不下去。

在这关键时刻，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邀请任仲夷到宾馆吃饭。

任仲夷的身边人纷纷劝阻，说这是风口浪尖，去了会被人说是“与资本家穿连裆裤”。

任仲夷听后哈哈大笑：“广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亲兄弟，不仅合穿连裆裤，还同吃一个奶……谁规定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能去五星级酒店呢？”

他不仅自己去了，还带了浩浩荡荡百余人的队伍，在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等港澳商人谈笑风生。

这一顿饭，胜过千言万语。

它用最直接的行动向外界宣告：省委书记支持你！广东支持改革开放！

这个强有力的姿态，瞬间扭转了舆论风向，也给所有在广东投资的外商吃了一颗定心丸。

白天鹅宾馆最终成功“起飞”，在其示范效应下，李嘉诚的中国大酒店、胡应湘的花园酒店等一批顶级酒店相继落户广州。

到1985年，国家公布的内地首批5家五星级酒店中，广州独占4席，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闪亮的窗口。

回望1981年那场发生在广州街头的对话，万里基于当时普遍存在的担忧而提出的“管一管”，是合情合理的。

而任仲夷那句“这些小事随他吧”，则彰显了一位改革闯将的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

他深刻地理解，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靠堵塞和管制，而是靠发展和引导。

参考资料：老一辈革命家在广东‖任仲夷：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闯将”
2025-05-12 11:39 来源：广东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