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金庸去酒吧喝酒放松，结账时，顺手给了女服务员10元小费

1976年的一天，金庸感到异常疲惫，决定去他常去的酒吧喝酒放松一下。在结账时，他顺手给了女服务员10元小费，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竟然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是一个潮湿闷热的夏夜，52岁的金庸穿着一件米色西装，独自走进北角的丽池酒吧。
他点了一杯干马天尼，靠在吧台边，任由酒精在喉咙里燃烧，这不是他第一次深夜独饮，也不是他第一次用沉默来应对生活的压力。
那一年，金庸的生活几乎被一连串的打击击穿，长子查传侠刚于年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缢，死讯传来时，金庸正在赶明报的社评稿件，原本计划的长途电话被推迟，成了父子之间最后一次错过的交流。
他在接到噩耗后，在办公室整整坐了一夜，第二天照常出现在报社会议室，没有人敢问他一句，他的悲伤，被一层层规整的文字压在心底，像是永远不会发酵的酒，苦却不醉。
婚姻，也在那段时间变得破碎不堪。
他与第二任妻子朱玫的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两人自1956年结婚后，看似风光，实则冷淡。
朱玫强势、精明，几乎掌握了家中所有财务与人际安排，她不喜欢金庸的“无用浪漫”，也不理解他为何总是深夜伏案写武侠小说。
家庭事务上，两人争执频繁，尤其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矛盾激烈，儿子的死，成了夫妻间最后的引爆点。
朱玫痛斥金庸“不负责任”、“只会写些江湖梦话”，而金庸则愈发沉默，甚至连解释都不愿意做。
他开始频繁出入酒吧，不是为了放纵，而是试图在喧哗中抓住一点麻木感。
那天晚上，在丽池酒吧，他遇到了林乐怡。
一个刚满16岁的女服务员，高挑、清瘦，带着南丫岛口音，说话声音很轻，却带着对世界的好奇。
她递酒时小心翼翼，像是在对待一件贵重的东西，金庸注意到这个女孩，是因为她在收盘子的时候，小声问了一句：“《天龙八部》里的萧峰，是不是您自己最喜欢的角色？”
金庸一愣，点了点头。
那一刻，他第一次在很多天里，感到有人在听他说话——不是对他的身份感兴趣，而是对他写的东西感兴趣。
他们并没有多聊，金庸很快喝完，起身结账，在找零钱时，他顺手给了林乐怡10元小费——当时的金额，约等于她两天的工资。
林乐怡睁大眼睛看着他，连声说谢谢，眼里有种说不上来的光。
这10元钱，在当时或许只是一个中年人不经意的手势，但对林乐怡来说，却像是命运的邀请函。
几天后，林乐怡写信到《明报》，署名“丽池的阿怡”，信里问了几个关于《笑傲江湖》的问题，还附上了一张她画的东方不败速写，金庸回了信，简短却温暖。
之后是第二封、第三封，直到他们开始在酒吧外见面，两人年龄差29岁，但林乐怡的单纯与热情，成了金庸心中难以割舍的慰藉，他开始主动约她吃饭、聊天，甚至带她去看自己的办公室。
1978年，他在跑马地为她买了一套小公寓，安排她晚上去夜校读英文，整个过程，没有人敢明说什么，但风声早已传遍。
朱玫最终还是发现了，她没有吵闹，而是直接找金庸摊牌——要求离婚，并提出严苛的经济条件：
分割明报股权，补偿婚姻年限的财产损失，以及强制林乐怡进行绝育手术，否则孩子将不被承认。
金庸沉默许久，答应了前两条，但拒绝了最后一条。
1979年，离婚协议签署，朱玫带着抑郁情绪离开香港，最终于1998年在加拿大孤独去世。
她晚年的生活几乎与外界隔绝，金庸没出席她的丧礼，但在日记中写了一句：“我欠她一世情，却还不清。”
1980年，金庸与林乐怡低调结婚，她当时才20岁，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从少女成长为他的伴侣、助手、家庭支柱。
她去澳洲读书，后回港管理家庭事务，也不再涉足金庸的创作，她几乎不接受采访，却出现在金庸每一次公开活动的身边。
金庸的子女起初极度反感这段婚姻，尤其是与朱玫所生的几个孩子，认为林乐怡是“破坏者”，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看到父亲在林乐怡身边的安稳与平静，态度逐渐缓和。
从此，金庸的创作进入后期阶段，风格也明显变化，他晚年常说：“有些故事写完了，就是写完了。”
而在他晚年的一篇随笔中，他提到：“最难写的，不是结局，而是中间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
那10元小费，就是其中之一。
它改变了他的婚姻，也改变了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开始更关注身边人的感受，更愿意表达情绪，甚至在公开场合谈到“孤独”这个他过去拒绝承认的词。
林乐怡没有改变他的思想，却陪他走完了思想之外的生活。
这场关系曾引发激烈争议，有人说金庸是“老牛吃嫩草”，有人质疑他在道德上的选择。
但如果回到1976年那个夏夜，在北角丽池酒吧里，一个刚失去儿子的父亲，递出10元小费，是怜悯，是慰藉，还是一种潜意识的求救？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举动，的确改变了他的一生，它像一块小石头，投入平静湖面，激起一圈圈涟漪。
婚姻解体、再婚、晚年生活的重建，甚至后期创作风格的变化，几乎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晚上。
信源：新京报网——大侠金庸辞世:笔落了,江湖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