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权力与环境的变化,逐渐腐蚀了他的初心。抵达台湾后,蔡孝乾背离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开始沉迷享乐。他挪用组织经费满足私欲,更与年仅16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公开同居,将其藏匿乡下。这种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仅暴露了自身软肋,更让地下党处境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台湾工委不顾周恩来“地下党不兼搞武装”的警告,盲目印刷《光明报》、发展党员,彻底惊动了国民党当局,危机悄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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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后,无意间说出蔡孝乾的代号“老郑”。同年10月,高雄工运负责人李汾叛变,供出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酷刑之下,陈泽民吐露了蔡孝乾的住址。1950年1月,蔡孝乾首次被捕,却凭借假意合作与对美食的“要求”麻痹特务,趁外出指认据点时逃脱。可习惯了奢靡生活的他,无法忍受乡下清苦,两个月后竟为吃西餐再度进城,因一身西装与农村环境格格不入,再度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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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蔡孝乾彻底背弃了信仰。特务抓住他贪图享乐、牵挂马雯娟的软肋,一面每日供应山珍海味,一面以马雯娟相要挟。很快,他的革命信念土崩瓦解,一周内便供出所有机密,四百多人的名单让台湾地下党瞬间崩塌。最终,1800多人被捕,1100多位烈士英勇就义,“密使一号”吴石、女英雄朱枫等革命骨干相继牺牲,鲜血染红了台湾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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