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的青春 | 笺上烽火

栏目语：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此，由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办公厅、湖南省文旅厅、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湖南省文物局指导，湖南省政协融媒体中心、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宣传教育部联合推出“80年80笺·信笺里的抗战”主题活动，本刊将刊发反映家风家情抗战信笺系列故事，敬请关注！

“书义：屋里无论谁家孩子，都要送进学堂。你若有空，替失学孩童写信、补课。眼下是救亡图存的时候，不做亡国奴，就得人人出力。你年纪虽小，也能出一份力。”

这封家书，是时年31岁的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于1941年9月10日在湖南岳阳写给侄儿张书义的信。

张文彬出生于平江的一个佃农家庭，15岁加入共青团，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参加平江起义。24岁时，他跟随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25岁时，他被调至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工作。从此，他炽热的青春，选择了与信仰和革命前途融为一体。

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革命烈士。曾经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参与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参与转移救助数百名香港知名民主人士，被称赞为“保卫井冈山的孤胆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西安斡旋：统战智囊力促抗日

中共中央机关迁驻瓦窑堡期间，张文彬实际上承担着毛泽东秘书的职责。他随侍毛泽东左右，亲聆其教诲，从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中获益良多，并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1936年8月，张文彬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派，携带毛泽东写给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以及十七路军总参议、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杜斌丞的亲笔信，奔赴西安，“奉诚拜谒”杨虎城、杜斌丞，并对其麾下的西北军官兵开展统战工作。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表示：“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明先生之意愿，以便我方进行全盘谋划……”

在此，张文彬作为毛泽东亲自指派的特使，前往西安执行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的特殊任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张文彬的重视与信任。

在西安，张文彬受到杨虎城部的热情接待，并与杨虎城举行正式会谈。

最终，双方经磋商达成三项“抗日合作口头协定”：互不侵犯，撤除渭北封锁线；设立秘密交通站转运物资；建立电台直通延安。协定达成三日后，渭北封锁线悄然开放通道，延安急需的药品、纸张、电台零件首次踏上隐秘的夜行之路。

张文彬在西安活动期间，一方面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协调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的关系，促成三方在抗日救国方面的初步合作；另一方面，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参与中共西安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借助各种社会关系，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西安各界救国团体的建立与联合。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华清池枪声骤起，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日，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联名向全国发表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局势日趋复杂。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此同时，在西安的张文彬积极联络中共西北特支、东北救亡组织及其他进步团体，广泛动员西北各界民众拥护和支持西安事变。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公开声援八项主张。17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飞赴西安准备谈判。张、杨二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条件。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日子里，张文彬以十七路军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身份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

他深入联络官兵，开展统战工作，稳定军心。同时，张文彬凭借公开身份，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收集情报、了解动态、掌握信息，为周恩来等人提供详实背景，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这些努力使周恩来得以广泛而全面地把握西安各方反应，从而及时作出决策。最终，张文彬不负重托，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使命，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史博览·人物》2025年第9期 《张文彬书笺里的抗战：碧血丹心的青春》

香港脱险：精心部署“虎口”大营救

1941年12月，香港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中陷落。此前，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和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均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消息。突如其来的战祸，令人猝不及防。

香港街头戒严、灯火熄灭，大批知名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因此滞困香港，处境十分危险。

早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前一天（12月7日），周恩来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火速做好应变准备。此时驻守香港岛的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立即派出联络员，向仍在九龙召开会议的张文彬、梁广、尹林平传达中央指示要旨，并与他们紧急商讨营救被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的部署方案。

张文彬对党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有关“抢救困港文化人” 的指示，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他曾对东江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说：“我们营救的这批文化人士是国之瑰宝。他们推动了抗战，与顽固势力作坚决斗争，也是出生入死的。他们拿笔杆子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和我们拿枪杆子同敌人战斗是一样的。笔杆子同枪杆子结合在一起，抗战就必胜，革命就必胜。”

在廖承志、张文彬等人的精心部署与周密安排下，历经艰难曲折，终将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胡绳、戈宝权、张友渔、范长江等800余位进步文化人士从“虎口”救出，并安全护送至内地大后方，受到党中央的通电表扬。难以想象，倘若这些文化名人落入日军之手，将给国家与民族造成何等巨大的损失，又将给抗战统一战线工作带来何等沉重的打击。

江西就义：誓死不屈的绝唱

在革命最为艰难的时刻，张文彬依然笑着说道：“只要人在，火种就在。”1942年5月下旬，江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张文彬决定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

6月初，张文彬因叛徒出卖被捕，被特务押往江西太和县国民党监狱囚禁。入狱后，在敌人的酷刑下，张文彬的肺病急剧恶化。生命最后时刻，他用尽气力对狱友廖承志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难过。”又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主席。”次日黎明，饱受摧残的张文彬病逝于狱中，年仅34岁。纵使行至生命终点，他胸中燃烧的信念之火依然炽烈如初。

狱中人员在检查张文彬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现已四十七岁了（实际年龄应是34岁），又犯（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间）不多，吃苦也快到尽头，因而更是誓（视）死而（如）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此正气吧！”

从那封寄托报国宏愿的家书，到生命尽头立下壮志的遗书，我们依然能听见穿越时空的铿锵回答，那是一位共产党员用生命写就的最炙热的青春颂歌。

文 | 宋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