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弟，哥最多三年就还你！”
大哥20年前借走我20万婚房钱，至今未还。
如今他儿子当兵，政审电话竟打到我这里。
“周同志，你们兄弟间有经济纠纷吗？”面对这关键一问，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一句让大哥瞬间瘫软的话，
逼得他连夜卖车还钱。
01
我叫周卫民，今年48岁，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高级技工。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就像我手上那台嗡嗡作响的老车床，日复一日，在固定的轨道上打磨着生活，也打磨掉了自己所有的棱角。
每天的生活，清贫而规律。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透，我就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旧电瓶车，穿过还未苏醒的城市，去厂里上班。傍晚，拖着一身洗不掉的机油味和深入骨髓的疲惫回到家，迎接我的，往往是妻子秀芳的唠叨。
“你看看你，又忘了带楼下打折的青菜！那排骨怎么又买贵了五毛钱一斤？咱们家是开矿的吗？”秀芳一边在油烟缭的厨房里忙活，一边数落着我。
我通常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坐在客厅那张掉漆的小马扎上，抽一口两块五一包的“红梅”烟。烟雾缭绕中，我看着这间不足四十平米的老破小，墙壁上是儿子小时候乱涂乱画的痕迹，家具是结婚时买的，早已过时。空气里，弥漫着饭菜香、油烟味和一丝散不去的、属于老房子的霉味。
这就是我的生活。一个为了儿子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不得不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的，中年男人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到退休那天。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我这潭死水般的生活底下，深深地扎着一根淬了毒的刺。这根刺，不碰的时候，只是隐隐作痛；每当夜深人静，它就会狠狠地搅动，提醒我，我的人生，本不该是这个样子。
那根刺，就是一笔压了我二十年的债。一笔20万的巨款。
时间要倒回2003年。那一年，我28岁，还是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青年。我和谈了五年的女友秀芳，正满心欢喜地计划着我们的婚礼。我们俩都是普通工人，省吃俭用，加上我父母毕生的积蓄，好不容易凑了8万块钱。在当时，这笔钱足以在我们这个三线小城，付个不错的首付，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就在我们四处看房，憧憬着未来的时候，我的亲大哥，周卫强，找到了我。
他比我大四岁，从小就比我脑子活，嘴巴甜，能把稻草说成金条。那时候，他刚从一个半死不活的国营单位辞职，天天把“下海”、“创业”、“发大财”挂在嘴边，眼睛里闪着一股野心勃勃的光。
那天晚上，他提着两瓶当时算得上奢侈的五粮液，和一只烧鸡，来到了我家那间简陋的出租屋。秀芳热情地张罗了一桌子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周卫强搂着我的肩膀，满脸红光，开始描绘他那张宏伟的商业蓝图。
“卫民，我的好弟弟！哥看准了一个大买卖——搞建材生意！现在城市天天在发展，到处都是工地，这就是遍地黄金啊！我跟市里好几个大工地的包工头都搭上线了，关系硬得很！现在，万事俱备，就只差一笔启动资金。”
他喝了一大口酒，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只要这笔钱到位，我向你保证，不出一年，哥就能把生意做起来！到时候，别说一套房，十套房的钱哥都能给你挣出来！”
我被他说得热血沸腾。从小到大，大哥在我心里，就是无所不能的代名词。
“哥，你需要多少？”我小心翼翼地问。
“二十万。”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轻描淡写地吐出一个数字。
二十万！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砸得我头晕目眩。在那个工薪阶层月薪只有几百块的年代，二十万，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足够全款买下我们市里两套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我的酒，瞬间醒了一半。我为难地告诉他，我全部的家当，就只有准备买婚房的那8万块。
秀芳在一旁听着，脸色也变了，她想开口说什么，却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弟！”周卫强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意味，“眼光要放长远！你现在花八万块买个破房子，一辈子就守着那几十个平方，有什么出息？你听哥的，把这钱投给哥，这是投资！是让你钱生钱！我们是亲兄弟，一奶同胞，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哥发了财，还能忘了你吗？”
他又压低了声音，凑到我耳边：“你那8-万先给我，剩下的12万，你出面，去跟咱家那些亲戚朋友借。他们都认你老实，信你，不信我。你放心，借条我来打，所有的债，都算在我周卫强一个人头上！”
那天晚上，他说了太多太多，关于未来的豪车，关于市中心的大别墅，关于让我们周家光宗耀祖的梦想。我彻底被他说动了。我觉得，我不能那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小家，耽误了大哥的宏图伟业。
秀芳看我动了心，急得直掉眼泪，把我拉到一边，哭着劝我：“卫民，你疯了？那是我们的结婚钱啊！是叔叔阿姨一辈子的心血！周卫强那人，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万一赔了呢？我们怎么办？”
“不会的！”我当时像着了魔一样，固执地相信着我的大哥，“他是我亲哥，他不会坑我的！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次翻身的机会！”
最终，我不顾秀芳的哭闹和反对，掏出了我们全部的积蓄。然后，我厚着脸皮，像个乞丐一样，跑遍了所有沾亲带故的亲戚朋友家。我求爷爷告奶奶，说尽了好话，赌上了我二十多年来积攒下的所有信誉，总算东拼西凑，把那要命的20万凑齐了。
钱交到大哥手里的那天，他激动地抱着我，眼圈都红了。他当着我的面，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一张欠条：“今借到弟弟周卫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用于生意周转。借款人：周卫强。”
他把欠条塞到我手里，拍着胸脯保证：“弟，你放心！这张条子就是个形式，哥心里有数！最多三年，哥连本带利，双倍还你！再给你和秀芳，包一个天底下最大的红包！”
那张还带着墨水香气的欠条，被我像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收进了贴身的口袋里。那时候的我，是多么的天真，坚信这张薄薄的纸，很快就会变成一张通往美好生活的金色船票。
可我做梦也想不到，这张船票，最终变成了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变成了一根扎在我心口、拔不出来的毒刺。
因为没了买房的钱，我和秀芳的婚事只能一切从简。我们没有自己的婚房，只能挤在单位分给我的、不足四十平米的单身宿舍里。这一住，就是二十年。
而大哥的生意，确实像他预言的那样，做起来了。
第一年，我问他，他说刚起步，到处都要用钱，资金紧张，让我这个当弟弟的，多体谅。
第三年，他换了一辆崭新的桑塔纳2000。我跑到他那间亮堂堂的办公室里，委婉地提起还钱的事。他指着门口那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新车，笑着搂住我的肩膀：“弟，看见没？这都是本钱！钱都变成这些能生金蛋的家伙了。你再宽限哥两年，等哥换上大奔，第一个就想着你！”
第五年，他在市里新开发的高档小区，买了一套一百五十平的复式大平层。乔迁宴办得风光无限，宾客满堂。我提着一瓶廉价的白酒，挤在那些衣着光鲜的“老板”中间，感觉自己像个要饭的。我端着酒杯，想找个机会跟他单独聊聊，他却被一群人簇拥着，高谈阔论，根本没空搭理我。
大嫂刘桂芬看见了，端着一杯红酒，摇曳生姿地走到我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卫民啊，你看你哥现在多风光，这都是拿钱一砖一瓦堆出来的。你当初那点钱，早就变成这房子里的一根钢筋、一块地砖了。都是一家人，别老算那么清楚，算清楚了，多伤感情啊？”
她说完，抿了一口红酒，留下一个轻蔑的背影，又去应酬别的客人了。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大哥的桑塔纳换成了奥迪A6，大嫂身上的金银首饰越戴越粗。他们的儿子，我的侄子周子昂，也被养得白白胖胖，送进了市里学费最贵的私立高中。
而我，依旧守着我的老破小，守着我那台快要报废的老车床。秀芳因为年轻时跟我挤在潮湿的小屋里，落下了一身的风湿病，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哼哼。儿子从小就懂事，从不跟别的孩子攀比，可我知道，他看着同学脚上几百块一双的名牌球鞋时，眼睛里是有光的。
那20万，像一根鱼刺，死死地卡在我的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渐渐地，我们两家人的关系，也冷淡到了冰点。除了每年三十晚上，在我妈那儿，为了让老人家安心，吃一顿食之无味、无比尴尬的年夜饭，我们几乎再无任何来往。
那张早已泛黄的欠条，被我压在箱底最深处，像是在无声地、持续地嘲笑着我当年的天真和愚蠢。
02
我以为，这笔血泪帐，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像那张欠条一样，慢慢风化，最终彻底烂在我的肚子里。直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这潭死水，掀起了滔天巨浪。
那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满手油污地检修一台冲压设备，口袋里那台用了五六年的旧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我掏出来一看，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我以为又是推销保险或者贷款的，本想直接挂断，可手指在挂机键上悬停了半天，鬼使神差地，还是滑向了接听。
“喂，是卫民吗？是我啊，你哥！”
电话那头，传来大哥周卫强那久违的、热情得有些虚假的声音。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
“弟啊，干嘛呢？怎么半天不说话。”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尴尬，自顾自地笑着，“跟你说个天大的喜事！咱们家子昂，出息了！体检、初审都通过了，准备去当兵了！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啊！咱们老周家，这回要出个真正的军官了！”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抑制不住的骄傲和兴奋，仿佛他儿子已经当上了将军。
侄子当兵？我心里没什么波澜。那孩子我只在过年时见过几面，高高大大的，见到我总是很有礼貌地喊一声“二叔”，不像他爸妈那样势利。是个好孩子。
“哦，是吗？那挺好，恭喜啊。”我擦了擦手上的油污，淡淡地回应。
“好，是好！这孩子，从小就有个军人梦，现在总算是圆梦了。”大哥在那头感慨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终于切入了正题。
“那个……卫民啊，”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有些小心翼翼，甚至带上了一丝讨好的意味，“这当兵嘛，你也知道，现在要求严格，得政审。部队的人，会给家里的直系亲属打电话，了解一些基本情况。我寻思着，他们……他们很可能会打到你这儿来。”
我心里冷笑一声。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二十年，除了我妈生病住院那次他提着一篮水果来看过一眼，他何曾主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所以呢？”我明知故问，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
“所以啊，弟，我的好弟弟！”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带着一丝近乎恳求的语气，“要是部队的人打电话给你，你可千万、千万得帮子昂-昂多说好话啊！你就说，我们家庭和睦，兄友弟恭，兄弟感情深厚，从来、绝对，没有任何矛盾和经济纠纷，知道吗？这事可大可小，全在接电话的人一句话。这关系到子昂一辈子的前途啊！你当叔叔的，眼看着孩子有出息了，可不能在这最关键的节骨眼上，掉链子啊！”
“没有经济纠纷？”这几个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在我心口来回地拉锯，拉出了一道道血淋淋的口子。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靠在冰冷的机床上，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二十年不闻不问，二十年心安理得地赖着我的血汗钱，现在为了他儿子的前途，就又开始讲“兄弟情深”了？脸呢？他的脸皮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是钢板吗？！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一言不发，晚饭都没吃，一个人坐在小马扎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秀芳看我脸色不对，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把大哥打的那个电话，原原本本地跟她学了一遍。
她正在厨房里刷碗，听完我的话，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进了水槽里。她擦了擦手，冲出来，眼睛里冒着火。
“他还有脸让你说没经济纠纷？周卫强他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她气得嘴唇都在哆嗦，“周卫民，我告诉你，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不是不在乎你吗？他不是觉得你活该受穷吗？他现在知道求你了？晚了！”
她指着我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说：“等部队的人打电话来，你什么都不用多说，就把那20万的事，把我们这二十年怎么过的，原原本本地，跟他们说一遍！我倒要看看，他周卫强的老脸，往哪儿搁！他不是最疼他那个宝贝儿子吗？我就不信，为了他儿子的前途，他还不乖乖把钱吐出来！”
老婆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我心里积压了二十年的干柴。是啊，凭什么？凭什么他住着大房子，开着好车，我却要为他当年的一个空头承诺，赔上我和我家人半辈子的幸福？
可一想到侄子子昂那张年轻、充满朝气的脸，那声清脆的“二叔”，我的心又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一样，软了下来。
他是个好孩子，是无辜的。我真的要因为我们上一辈的恩怨，去亲手毁掉一个孩子的前途吗？
那几天，我像个精神病人一样，坐立不安，整个人都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煎熬之中。白天在车间，对着机器发呆，好几次差点出了生产事故。晚上回到家，听着秀芳在我耳边不停地念叨“不能便宜了他”，更是心烦意乱。
大哥又打来两次电话，不再提钱的事，只是旁敲侧击地提醒我，一定要“顾全大局”，“不要因小失大”。那副理所当然、仿佛施舍一般的语气，让我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
我既希望那个决定命运的电话快点打来，给我一个了断的机会；又害怕它真的打来，把我推到那个残忍的抉择面前。
03
电话，终究还是来了。
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车间里的噪音震耳欲聋。我正在全神贯注地打磨一个精度要求极高的零件，口袋里那台用了五六年的旧手机，突然像触了电一样疯狂地震动了起来。
我掏出来一看，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的本地座机号码。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瞬间停止了跳动。
来了。
我关掉机器，跟旁边的工友打了声招呼，脚步有些虚浮地走到了车间外一个堆放废料、相对安静的角落。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深吸了一口混杂着铁锈和粉尘的空气，感觉那股味道呛得我喉咙发紧。
我犹豫了足足十几秒，才颤抖着手，按下了接听键。
“您好，请问是周卫民同志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严肃、沉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男声。
“……是，我是。”我的声音干涩沙哑，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我们是市人民武装部的，想就您侄子周子昂同志的入伍政审情况，向您做一个简单的电话了解，可以吗？”
“……可以。”我感觉自己的后背已经湿了。
对方先是公式化地问了几个常规的问题。“您作为周子昂的直系亲属，据您了解，他的思想品德怎么样？”“平时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是否遵纪守法？”“你们全家是否支持国家的征兵政策？”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能凭借本能，用最简单、最含糊的“嗯”、“挺好的”、“没有不良嗜好”、“支持”来应付。我的手心，已经开始不受控制地冒汗，滑腻腻的，几乎握不住手机。
就在我以为这种公式化的问答很快就会结束时，对方的话锋，突然一转，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向了我内心最脆弱、最敏感的那个肿瘤。
“周同志，根据我们前期掌握的一些情况，想跟您最后核实一下。您和您的哥哥周卫强同志之间……”
“……作为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长期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的矛盾？比如说……经济方面的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