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违法举报曾全国推广，有人月入过万，有人被网暴，该如何看待

随着国内私家车数量不断增多，道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在持续增多。

为了治理交通，改善道路情况，曾经全国推广过交通违法有奖举报。

有人借此月入过万，还有人遭到了网暴，那么，举报交通违法到底是公益行为，还是一场功利游戏？

2004年，上海率先试水，开了全国的头，只要你拍下交通违法行为，经过核实后就能拿到最低20元的奖励。

不过，政府也早有防范，设了月度上限1000元，防止有人天天蹲点“捞钱”，这套制度一出，市民拍照热情高涨，交通秩序也在悄悄变好。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为了保证赛会期间的道路畅通，推出了短期有奖举报政策，重点打击套牌、遮挡号牌等严重违法行为。

这时候的奖励力度一下子提到了每次200元，效果立竿见影，违法行为明显减少。

到了2009年，武汉的举报政策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一些人专门购买高清设备，用摩托车、电动车穿梭于城市各个角落，一天拍几十起，周收入上万的现象成为社会热议。

媒体称他们为“职业拍摄人”，有人佩服他们的效率，也有人担心这种行为会不会变味。

2012年，国务院的一纸文件把这套举报机制从地方试点变成了全国支持的政策，各地纷纷跟进，广州、济南、深圳、杭州、长沙等城市都制定了不同的奖励标准，从10元到1万元不等，覆盖违停、酒驾、压实线、压黄线、开车抽烟等行为。

2016年，上海上线了交通违法视频举报平台，允许行车记录仪视频作为证据，当月就有9000多人参与举报，提交3万多条线索，这意味着，普通人的手机和行车记录仪，成了城市管理的“新武器”。

2019年，无锡交警上线了“随手拍”功能，一周内就收到了1万条举报，北京也不甘落后，“随手拍”平台上线一个月，注册用户达到了36.6万人，四年后更是突破600万人，累计收到1100万条线索。

奖励标准也在不断调整，比如济南的举报奖金可高达1万元，深圳对普通交通违法奖励500元，严重违法上限3000元，长沙、天津则设定了月度奖励上限，在1000至1500元之间。

在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大批热心市民的身影，2023年，有车主一次举报50多辆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拿到了1500元奖金，还有人拍下一分钟内大量违法车辆，称自己“一分钟赚3000元”，这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

2024年年初，广州一位市民在一年内举报了2277起交通违法，其中1945起被采纳，但他没有拿到任何奖励，只是在社交平台上说：“我不是为了钱，只希望违法者受到惩罚。”

这些人的热情并非孤立现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4.4亿辆，其中汽车3.45亿辆，交通事故数量高达260万起，罚没收入接近4000亿元，这是一片巨大的治理空间，也是举报制度存在的现实基础。

不过，支持声音之下，争议也在悄然积聚。

“职业化举报”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武汉曾经出现的“职业拍摄人”现象中，不少人为了奖金“蹲点拍摄”，甚至有人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例如威胁车主私了，或者拍摄模糊却反复提交，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制度初衷，也让举报变得功利。

奖金的发放也存在争议，早期像北京奥运那样的政策，是“短期专项资金”，很多地方在政策推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资金紧张或暂停发放的情况，举报人辛苦拍了视频，最后却因为名额满了、预算用完了，一分钱也拿不到，自然会有怨气。

还有一些人开始担心隐私问题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举报时往往需要拍摄他人的车牌、行车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个人隐私；同时，举报人自己的信息也存在泄露风险，一旦被“人肉”，可能会引发网络暴力。

比如广州那位举报2277起的人，就因为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举报经验，被不少网友批评为“多管闲事”，甚至有网友翻出他的信息，说他“靠举报挣钱”，本想做个好市民，结果成了网络攻击的对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举报成功率也不高，南京、福州、武汉等地的数据显示，很多举报因为不符合拍摄规则被驳回，比如违停要拍180秒，车内还得没人，一旦没有这些“硬性条件”，再真实也无法立案，这让不少人感到挫败，打击了积极性。

社会风气的变化也成为一部分人的担忧，有些人认为，这种举报机制可能会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形成一种“你拍我、我拍你”的不信任氛围，原本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结果变成了邻里之间的“暗战”。

不过从总体上看，这项政策依然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制度工具，各地设定月度上限、提高举报门槛、优化拍摄标准，都是为了让举报行为更规范、更合规。

比如要求使用行车记录仪优先采集证据，禁止驾驶中用手机拍摄，这样既能提高证据质量，也避免了举报人自己违反交通规则，奖金不再是一种“赚快钱”的手段，而是一种对正义行为的合理补偿。

而且从现实来看，靠举报月入过万其实并不现实，从数据看，多数举报者的奖金每月不过数百元，根本无法当成一份正式收入，广州那位“零奖金”举报者的例子也说明，有不少人是出于责任感在行动。

这一制度的核心矛盾，其实就是“正义公益”和“功利化举报”的拉扯”，一边是交通秩序的改善，一边是隐私、伦理的风险，政策的意义，不在于让举报变成一门生意，而是让更多人愿意主动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

如今，举报已经成为交通执法的重要补充工具，在人工智能、视频识别、数据联网还未完全普及的当下，人眼和手机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只要制度设计得当，舆论引导得好，举报不光不会伤人，还能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