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的第一幕僚，原彭老总手下作战科长，淮海战役一开始就想溜

1948年10月下旬，徐州机场的跑道上尘土飞扬，一架C-47方才落地，机舱门开启时，舒适存探身而出，他并不急着下机，只是扫了一眼昏暗天际。淮海大会战尚未打响，但他心里已经点了红灯——“这仗凶多吉少”。

舒适存在黄埔系里算不上顶梁柱，却是杜聿明少有的“文武两用”幕僚。更绝的是，他早年竟做过红军参谋。1930年被俘后加入红三军团，摸了几年作战细节，再反戈一击归顺南京，心理落差可想而知。熟悉中央苏区兵法，又熟读陆大教程，他对解放军步兵穿插那一套再熟悉不过。杜聿明拉他坐徐州前进指挥部参谋长，看中的是这份履历，同时也防着这份履历。

从杜部下飞机那刻起，他就意识到自己陷入尴尬：邱清泉与李弥各成山头，老蒋隔空发电文指手画脚，作战计划朝令夕改，参谋部只剩填写表格与调配罐头的权力。更糟的是，台儿庄外线已被华野咬住，锦州、辽沈接连失手的气压仍笼在空气里。舒适存暗自嘀咕：徐州指挥系统如同两节没上保险的车厢，随时可能脱轨。

11月6日夜，杜聿明召集少数心腹在地下室开碰头会，壁灯闪烁。会毕，文强悄声向舒适存低估一句：“哥们，这场大戏怕是要收不了尾。”这句私语后来在《文强口述自传》中被写得云淡风轻，实则透露了双方的共识——必须为自己留一条活路。

徐州城内士气更是一眼见底。大量补充兵坐在驿道边剔猪油蜡，没人讨论战术，人人盘算退路。试想一下，参谋长都在琢磨“溜”的路线，一线军官怎可能死磕？此时距离淮海战役正式打响只有三天。

战幕拉开，解放军像两把钳子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合围。杜聿明第一道命令是“抢占固镇”，第二道命令就变成“集结碾庄”。变来变去，参谋图上留下数十条铅笔线，最后谁也说不清主攻方向。文强看不下去，跑去向刘峙请假；舒适存更干脆，直言要回南京“调运物资”。刘峙一拍脑袋就批了，理由是：“后方也得有人盯着。”

短短四十八小时，两位核心幕僚先后撤离前线。若换作常态，这叫临阵脱逃，但在徐州却没人追究，因为杜聿明心里也没底。问题在于，杜聿明刚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作战”，这边却发现左右手都不见了，他气得拍桌子，当即连发三封急电，把文强、舒适存又调了回来。

12月初，西北野战军全歼黄维兵团的战报传到陈官庄，杜聿明面容憔悴，参谋人员被迫开始研究突围。会上言语最狠的不是谁别，而是舒适存。他摊开地图：“陈官庄、青龙集一线土质松软，不宜大规模车辆行动，步兵倒能抹黑爬出去。”有人问那坦克怎么办，他只冷笑一句：“能开几辆算几辆，剩下当路障。”

其实舒适存心里门儿清，他真正的希望在天上。12月8日，他再次飞南京，名义是面聆校长机宜，实则隔断前线危机。临行前文强塞给他一张纸条，只四个字：“务买粗布”。意思太明白——弄件老百姓褂子，好混到村子里。可舒适存到了南京后，却转身订了套灰蓝西服，价钱不菲。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摆手：“我已经在天边，何必再做戏。”

此举让文强哭笑不得，也坐实了两人“各自飞”的结局。舒适存自此没回陈官庄，杜聿明因缺参谋长，硬把文强推上前台。接下来十天里，孙元良率先“自行突围”遭团灭，杜聿明指望的航空支援也只空投了一堆白面和几箱步枪子弹。12月16日拂晓，最后一次突围又被华野堵回，杜部队粮弹俱尽，只能构壕固守。

1949年1月10日，陈官庄残阳似血，杜聿明签字投降。南京卫戍司令部悄悄公布任命：舒适存出任副司令。消息传至战俘营，文强把风衣蒙在头上，没再说一句话。

之后的轨迹并不复杂。5月，国府迁台，舒适存搭“太康”号赴台北，先任陆军训练副司令，后管环岛防御工事。1960年代，他常带测距仪绕岛一圈，口袋里夹着旧报纸，主题仍是“大陆反攻时间表”。可惜局势早已天翻地覆，昔日湖南团长、江西作战科长、徐州参谋长，终究化作一名老兵。

1989年冬，台北荣总病房里，92岁高龄的舒适存合上双眼。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床头柜放着那套灰蓝西装，肩线早已泛黄，却熨得笔挺。

从红军指挥到黄埔嫡系，从陈官庄的包围圈到台湾海峡的潮汐，舒适存一生跳转的，不只是阵营，更是选择。对比同为谋士的文强，一个飞走，一个被俘，结局悬殊，而那套从未派上用场的西装，无声记录了在淮海战役前夜就想“溜”的那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