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据媒体报道，2024年7月，16岁的刘某某在湖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内，因同监区三人连续四天的殴打、体罚不幸离世，闭合性胸部损伤成为夺走他生命的直接原因。
2025年5月案件开庭，三名被告人虽认罪认罚，相关民警也因滥用职权被刑事立案，但这场悲剧的追责绝不能止步于此。
从轰动一时的“干尸少年案”中18名工作人员受处分、领导被追责的先例可见，此类重大责任事故，从来不是“基层失职”就能简单概括的，未管所的顶层管理者责任必须被深挖、被追究。
此事中，连续四天的暴力在监区内公然上演，监控录像未能触发任何干预，刘某某昏厥后也无人及时救治，这些环节的全面失守，暴露的是未管所管理体系的崩塌。
若仅将责任归咎于值班民警和凶手，忽视领导班子对监管制度的建立、监督与落地责任，便是对“权责一致”原则的背离。
三名施暴者能以“培训管理”为名施暴，本质上是监管权力被违规转嫁，而这种畸形模式的存在，与未管所领导对制度执行的漠视、对风险隐患的放任直接相关。
如今，涉案民警被立案侦查是必要一步，但更关键的是要追问：未管所所长，副所长们是否对场所安全负起了总责？分管领导是否履行了监督监管职责？
这些顶层管理者若存在失职渎职，甚至对违规操作默许纵容，就必须与基层民警一同站在追责的天平上。参考干尸少年案例中对民政局副局长等领导的问责逻辑，湖北未管所的领导班子绝不能成为追责的“漏网之鱼”。
刘某某的家人仍在承受精神创伤，父亲张某唯一的支撑是“讨回公道”，这份公道不仅包括严惩施暴者，更包括让每一个失职的管理者付出代价。
若仅追究基层人员，顶层领导却“全身而退”，不仅无法告慰逝者，更难以彻底堵住监管漏洞，未来仍可能有少年在高墙内遭遇不幸。
因此，只有将追责链条从基层民警延伸至未管所领导班子，甚至更高层级的监管部门，以“零容忍”态度一查到底，才能让矫正场所回归“教育挽救”的初心，让法治的底线真正守护每一个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避免悲剧重演。（葛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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