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四名日本男子只因朋友的一句谎言，含冤入狱八年

1951年1月25日，四名日本籍男子只因为朋友的一句谎言，让他们全部成了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并被法院判处了终身监禁，直至含冤入狱8年后，律师才找到翻案证据。

可如果这个时候被翻案，当初负责调查的警署就会受到惩罚，于是警方为了保全自己，竟在明知4人无罪的情况下还是起诉了他们，那么最后他们是否能够沉冤昭雪呢？

1951年1月25日上午9点12分，日本山口县警署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一位女性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她的声音颤抖地说道自己的父母死在了家里，并说着说着吐了出来，似乎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画面，

警方接到电话后立即出发赶往案发现场，位于山口县熊毛镇八海村的一座独栋别墅，当警方推开大门后，顿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紧接着一副令人头皮发麻的画面出现在他们面前。

一名男子躺在血泊之中，身后的墙上还有一个由血液喷溅形成的扇形印迹，头部有多处被钝器敲击的伤痕，其中一处更是形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并不断有红色黏稠物从里面流出来，仿佛一颗被暴力打开的西瓜，显然死者生前遭受过残忍的对待。

而男人的妻子则死在旁边，身上没有明显的致命伤，脖子被一条绳索缠绕了两圈悬挂在门梁上，脚下有一把带血的斧头和一把带血的菜刀，似乎就是凶器。

经调查得知，男性死者名为宗兵卫，65岁，妻子名叫比佐，与丈夫同为65岁，二人都是海归学者，所以家庭条件比较优越。

据周围的邻居介绍，他们经常看到夫妻二人吵架，貌似感情并不是很好，所以警方初步推断，应该是夫妻吵架后，妻子失手杀死丈夫，然后畏罪自杀了，可很快警方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经法医检测，妻子比佐虽说是死于窒息，但她脖子上有多道勒痕，如果真是上吊自杀，应该只有一道才对。

而且，经过死者女儿的清点，发现家中丢失了大量财物，包括6000元现金以及一些金银首饰。

综合以上信息，警方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入室劫杀，夫妻二人都是被人杀害，妻子之所以会被吊在门梁上，只是凶手为了误导警方而刻意伪造出的自杀假象。

有了这个推论，警方开始沿着这条线展开了更加详细的调查，在搜查取证的过程中，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一个酒瓶，经死者的女儿介绍，自己的父母从不喝酒，所以酒瓶大概率是凶手留下的，于是警方立即提取了酒瓶上面的指纹，并且经过比对后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

因为指纹的主人曾犯过盗窃罪，在警局留下过案底，所以警方只花了一天时间就将嫌疑人抓回了警局。

嫌疑人名叫吉冈晃，22岁，平时好吃懒做，没有正经工作，却有酗酒的习惯，所以经常入不敷出，做出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当警方询问吉冈晃关于宗兵卫遇害一案的时候，吉冈晃当场就吓得尿了裤子，没有产生丝毫狡辩的想法，当即就认了罪，并在警方的逼问下详细的说出了作案的全部过程。

据吉冈晃供述，他是在1月23日买酒的时候，无意间听到宗兵卫和妻子刚刚领取了一笔退休金，就放在榻榻米下面，于是最近又没钱喝酒的吉冈晃动了歪心思，决定去老两口的家里搞点钱花，并在第二天就展开了行动，即1月24日11点30分左右。

吉冈晃虽然有过盗窃前科，但这还是他第一次入室盗窃，难免有些紧张，于是便决定依靠酒精给自己壮壮胆，所以在小酒馆买了一瓶烧酒后，一边喝一边朝着宗兵卫的家里走去。

当来到宗兵卫的房子前，正好发现房子的窗户没有关，于是直接溜了进去，可让吉冈晃没想到的是，已经临近午夜12点，老两口竟然还没有睡，导致吉冈晃刚进去就被老两口发现了，于是他为了不让事情败露，竟然借着酒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老两口全给杀了。

可事后吉冈晃并没有在老两口的家里发现退休金，只找到6000元现金和两枚金戒指，加在一起也就够他喝一个星期的酒而已，这时他才意识到退休金只是一个谣言，为了这么点钱杀了两个人实在不值得，更不想因为这点钱被判死刑。

于是，他就想到了一个馊主意，将案发现场伪装成了夫妻吵架畏罪自杀的假象，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百密一疏，遗落在现场的酒瓶成了破案的关键证据。

按理说，吉冈晃已经将整个案发过程都讲述的非常清楚了，这起劫杀案到这里也就该结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警方却突然向吉冈晃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出你的同伙是谁？”

吉冈晃当时就懵了，自己明明是单独作案，哪来的同伙呢？

虽然吉冈晃一直坚称自己是单独作案，可警方就是不信，反而做出一副轻蔑的表情，胸有成竹地说了一句：“不要再试图包庇同伙，我已经把一切都猜到了。”

警方之所以如此笃定吉冈晃一定有同伙，其理由正是现场遗留的空酒瓶，在警方看来一位能想出伪造现场逃避罪责的人，不可能粗心大意到将酒瓶遗落在现场，所以真正的幕后黑手一定另有其人。

而且，在法医的尸检报告中显示，死者比佐的体重高达142斤，而凶手吉冈晃身材瘦小，仅凭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将比佐悬挂在门梁上，所以警方断定这起案件一定还有其他人参与。

尽管关于这一点，吉冈晃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表示自己虽然瘦小，但从小就力气很大，所以他完全可以抱起来比佐，然而不管吉冈晃如何解释，警方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而这种行为则被称之为自我正当化，专业术语叫作认知失调。

其原理就是人一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一方，所以当遇到分歧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都会是为自己寻找正确的理由，而不是主动承认错误。

此时的警察就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所以面对吉冈晃一次又一次的澄清，他们依然偏执地坚信自己是对的。

特别是在当时，日本警察的社会地位极高，这就导致了他们更加刚愎自用，坚信自己永远都是正确的一方。

于是，警方为了让吉冈晃说出“实情”，竟主动承诺只要吉冈晃愿意供出同伙，就可以给他申请减刑。

一听能减刑，吉冈晃当即就又动了坏心思，立即说出了4名“共犯”的名字，他们分别是21岁的孝义、22岁的隆一、23岁的稻田实以及24岁的安藤周平，并表示其中年龄最大的安藤周平就是主犯，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经调查，警方发现这4个人竟全都有盗窃案底，而且案发当晚都没有不在场证明，显然他们确实有作案的可能，于是将他们全部抓回了警局。

当4人被警方告知涉嫌谋杀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连忙解释称案发当晚，也就是1951年1月24日，他们一整晚都在一起喝酒，可他们不解释还好，解释后反而令警方更加确信了他们就是共犯。

因为，那天晚上他们4人是在安藤家里喝的酒，而且村子里的房子基本都是独门独院，所以除了他们自己，没人能证明他们供词的真实性。

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吉冈晃一定要捡举安藤4人是“共犯”的原因，因为身为他们的朋友，吉冈晃一早就知道了他们那晚的动向，算准了他们不可能找到不在场证明。

警方劝他们不要在狡辩，提前认罪还能减刑，可安藤周平4人压根就没有做过，当然是不可能认罪。

一连盘问了几天，4人始终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这令警方渐渐失去了耐心，由刚开始的盘问变成了拷问，竟然用警棍殴打安藤他们，企图用暴力的手段逼迫他们说出实话。

在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安藤4人再也受不了了，于是为了免去折磨，他们商议以后决定先认罪，等到了法庭上再翻供，一样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最终他们全部在认罪书上签了字，可到了法庭上他们才发现，事情的走向跟他们预想的并不一样。

1951年6月8日，一审开庭，当安藤4人接受审问时，当场翻供并掀开上衣，露出被警方殴打所致的伤痕，向法官说明他们都是警察用暴力的手段逼供后，这才不得不承认了罪行，希望法官能为他们主持公道。

可法官并没有将安藤4人的话当回事，因为他做了这么多年法官，这种签下认罪书后又反悔的人并不少见，归根结底只是罪犯不愿意接受审判而已，所以法官还是更愿意相信认罪书，最终还是按照认罪书上的罪名对他们进行了判决。

其中年纪最大的安藤周平被定为本案主谋，并由于自始至终没有主动认罪，显然没有悔过之意，所以被判死刑，而包括吉冈晃在内的其他4人，则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事后，5人都进行了上诉，于1952年12月8日二审开庭，可他们还是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最终安藤周平以及吉冈晃维持原判，其他三人则进行了适当减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2到15年。

二审的判决下来以后，安藤4人决定继续上诉，可每一次都被驳回，按照日本当时的规定，如果囚犯连续三次上诉被驳回，将再无上诉机会，而如今安藤4人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若再被驳回将无翻案的机会了，他们已经被逼上了绝路。

然而，就在他们进退两难的时候，安藤无意间得知一位名叫正木弘的律师，据说他为人刚正不阿，对案件的真相非常执着，于是安藤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正木律师写了一封信，说出了自己的冤屈。

正木律师做事一向严谨，在接到安藤的求救信后，立即展开了调查，最终发现此案确实疑点重重，于是决定接下这单案子。

可正木律师做事精明，并没有马上向法院提起上诉，而是以安藤为原型，写了一本名为《审判官》的书籍，而且出版之后书籍非常畅销，令安藤的案件很快就成为了全日本的焦点，于是当安藤4人再次提出上诉申请时，法院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重新审理了此案。

1954年10月15日，苦苦等待将近四年以后，安藤4人终于迎来了第三次的审判，有了一个翻案机会。

法庭上，正木弘作为安藤4人的律师有备而来，列举了很多案件的疑点，但由于没有能够直接证明4人不在场的证据，导致案件一审再审始终没有定论，直到案发后的第八年事情才迎来了转机。

1959年9月18日，正木律师终于找到了三名关键证人，他们是村里的菜农，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所以经常会半夜出门收菜、送菜，而路上正好会经过安藤的家。

据他们所说，在案发当晚的12点以及凌晨3点左右，他们都曾亲眼看到安藤4人围坐在火堆旁喝酒，这也就是说案发当天安藤4人不可能实施作案。

有了不在场的证据，警方对安藤4人的指控自然也就不再成立，于是法庭宣判除吉冈晃以外，安藤4人全部无罪释放。

历经八年，安藤4人终于重获自由，可他们还没高兴多久，案件再度发生了惊天逆转。

由于安藤4人已经确定无罪，那么他们之前做的八年牢就属于司法事故，所以此事一定要有人承担责任，可山口县警方并不想承担后果，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无耻的手段来逃避责任，再次将安藤4人告上法庭，因为只有安藤4人被判有罪，警方才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于是在1965年8月，案件进行了第四次庭审，在经过一个月的周旋之后，最终法官废除了三审判决，再次判处了安藤死刑，其他三人无期徒刑，而法官之所以会改判安藤有罪，都是因为警察耍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

在开庭之前，警方找到了三名菜农，也就是那三位能够证明安藤4人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人，警方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让他们更改证词，最终有两人同意了作伪证，只有一人正气凛然没有同意，但也于事无补，毕竟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法庭上也同样适用，最终导致安藤4人的不在场证明失效，被再次送进了监狱。

于是，安藤4人再度开启了漫长的申诉之路，但由于证据不足，他们始终无法申诉成功，直到案发后的第17年，始作俑者吉冈晃终于良心发现说出了实情，当庭告诉法官那一年的劫杀案都是他一人所为。

案件突然峰回路转水落石出了，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没解决，那就是当年负责调查这起案件的警员，他们才是造成这起冤案的重要推手，不办他们实在不足以平民愤，更没法给含冤17年的安藤4人一个交待。

于是，市级警署署长亲自下来调查，将案发当地的警视厅，也就是山口县警视厅内的所有涉案警员全部进行了依法严办。

涉嫌暴力违法的警员依法处以半年至两年有期徒刑，知情不报者处以半年至一年有期徒刑，制造伪证的警员则被判处了三年至五年的有期徒刑，至于那两位做伪证的菜农，则被判处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有期徒刑，只有那位正义的菜农不仅没有判刑，反而获得了现金奖励。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吉冈晃，考虑到他当时也是被警方威逼利诱才说谎，所以并没有对他进行更严厉的惩罚，而是维持原判无期徒刑，只不过他将永远无法获得保释的机会，注定只能死在监狱了。

至此，案件终于完结，所有涉案人员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安藤4人也彻底沉冤昭雪，可他们逝去的17年青春又要找谁去要回呢？

可以说他们的人生因为一句谎言已经完全脱轨，从现实的角度考虑，甚至说他们的人生已经毁了也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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