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一个山西考生的北京印象

清《京师生春诗意图》

◎马晓婕

光绪二十年（1894年），来自山西省太原县赤桥村的村民刘大鹏乡试中举，获得了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刘大鹏第一次走出了内地相对封闭的世界，两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这两次考试均以刘大鹏名落孙山而收场，但他在《退想斋日记》中详细记录下自己在北京的生活见闻，成为我们了解19、20世纪之交北京城市生活变迁的重要资料。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早春，刘大鹏与友人历经半月车马劳顿，终于抵达京师。早在赴京途中，刘大鹏便感受到了自己身为四民之首的不一般，他发现“上京商人往往与会试者相偕”，以此来躲避沿路税卡“征敛之苦楚”，刘大鹏在日记中不由得感叹“我国家待士之厚，于斯可见一斑也。”举子的身份带来的无形特权与此前自己家乡重商轻学的社会风气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刘大鹏产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而当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北京城街头时，不仅身体未觉得乏累，内心那种“一路春光对面迎”、“乘风破浪于今历”的心绪甚至达到了顶峰。刘大鹏对北京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继而心生无限感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京城“街巷纷歧，车毂击，人肩摩”的盛况。这位从封闭乡村走出的士子从未见到过如此程度的繁华，在日记中连用多个成语概括自己激动的心情：“连衽成帷，举袂成幕，炊烟成云，吐气成雨。”

北京城的热闹景象令刘大鹏有些目眩神迷，但又使他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心绪。在刘大鹏的笔下：“京都城中，不知有几千百万人，每日之中，无论大街小巷，莫不肩摩毂击，攘往熙来，酒饭馆千百家，日日满座，演剧院十数家，每院听戏者且有千余人（多则两千余人），每人戏价一千三百钱（老钱一百三十）。”这种空前的消费盛况让他既感到新奇，又有些内心难安，只能在自己的日记中简单写下了“真奢侈极矣”的评价。彼时北京城宏大的城区规模更让刘大鹏惊叹不已：“此门到彼门，此街到彼街，近则三四里，远则十数里。”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琉璃厂书市的盛况：“经史子集如山如海，若入兰台石室，目眩神迷。”然而面对卷帙浩繁的民间图书与古玩市场，身为爱书之人的刘大鹏只能“恨己贫穷”，勉强选购数本而归。这些细节不仅展现了清代京师的盛况，也隐约折射出当时内地士人积累文化资本的不易。

刘大鹏游历北京的过程中，对他冲击最大的可能要数京师流行的所谓“奢靡之风”。在他看来：“京都习俗，最讲虚体面，若有不讲者，人反笑为愚拙而鄙夷之。”素来以“安贫乐道”自勉的刘大鹏自然有些难以接受，继而忧心忡忡地写道：“天道最忌奢华，京都俗尚，无一事不见奢华，若不更改，久必受天之谴。”刘大鹏俨然已成了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不过刘大鹏自己也没能抵挡住这种“奢华”的诱惑，很快又被热闹的护国寺庙会吸引了过去，可直到这时，他仍然不忘将男女同游而不避嫌的场景评为“最劣”，但这类场景实则反映了北京较之内地更为活跃开明的社会风气。

北京城正阳门外的商业繁荣也让刘大鹏印象深刻。当时的北京南城巨商大贾荟萃，各省会馆林立，官斋数量众多。在正阳门外，戏园、饭庄更加集中，特别是“吃烧鸭者甚多”，展现了当时北京城市独特的饮食文化。这些记录不仅呈现了帝都的市井生活图景，更反映了刘大鹏眼中的一些所谓传统规范早已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出现松动。

然而，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第二次赴京赶考时，刘大鹏的心理却明显少了几分悸动，而更多了一些平淡。他忧心于山西乡里所弥漫的重商轻学的风气，更为“到处皆言银钱缺乏，无人不叹穷困”、“县城之风俗多浮夸轻薄”的问题感到苦恼，这可能也是促使他选择“二战”会试考场，试图扬名天下的重要原因。“二进京”的刘大鹏已没有第一次参加会试时候的那股意气风发，只在日记中淡淡记录下“入都待试”。甲午战败后，清廷在选拔人才方面也不再拘泥于四书五经，而是增添了更多涉及时务改革的考试内容，而刘大鹏却因准备不足，只能在日记中安慰自己“文虽不佳而却稳妥”，春寒料峭的北京让他“手足冷冻且难写字，坐以待旦”。

此时北京城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悄然推进，铁路已经修到了永定门外。刘大鹏在等待考试结果的日子里得以与友人乘坐火车到天津游玩，顺便品尝了之前从未吃过的东洋饭馆，此次游历让他觉得“浅陋耳目颇觉较前扩充矣”。在四处游玩调节心情之外，刘大鹏也看到了列强势力在清廷心脏地带的进一步渗透——东交民巷尽为洋楼，西式马车往来如织。这种外来文化展现出的强势，让刘大鹏既感新奇又难掩忧虑。

刘大鹏的北京叙事既细致记录了晚清帝都的城市面貌与社会变迁，也呈现了一个内地士人在时代剧变中的心理轨迹。他对城市建设的细致描摹，对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对文化冲突的深刻反思，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晚清北京风情画。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座传统帝都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艰难历程，更看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困惑与挣扎。

这些记录之所以珍贵，在于它们都出自一个刚刚走出内地封闭世界的士人之手。刘大鹏笔下的北京，既是宏伟壮观的帝国都城，也是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空间场域。他既惊叹于大都市的文明成就，又为一些儒家传统观念的流逝感到忧心。他曾为自己身为进京赶考举子的身份感到洋洋得意，但在经济繁荣、人才荟萃的帝都，这种自豪感又迅速败下阵来，最终化作日记里的一声声感叹。这种多重矛盾性，使刘大鹏笔下的《退想斋日记》成为我们理解晚清社会转型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刘大鹏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晚清老北京——在繁华表象下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传统框架中孕育着现代性元素。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正是彼时晚清社会的典型特征，也使他的《退想斋日记》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珍贵文本。

（本文作者系辽宁大学中国史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