捅夫轻伤判缓刑，刺妻重伤十年半：司法天平，为谁倾斜？

今天10.12又来给大家看男女对比案例了，同样是怀疑对象出轨，持刀捅刺，但最终判刑结果却轻重有别，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河南辉县：妻子因怀疑丈夫出轨，在争执中持刀捅刺丈夫，造成其轻伤一级的后果。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属犯罪中止）判处妻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这一相对较轻的判决主要基于以下关键情节：首先，妻子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中止，即她在造成实质严重危害前自动有效地停止了犯罪行为（例如，在捅伤丈夫后主动施救或停止攻击），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其次，案件中可能存在被害人过错因素，如丈夫确有出轨行为从而激化了矛盾。此外，丈夫在事后很可能出具了谅解书，加上妻子本人有自首、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法院综合考量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再犯风险较低，故适用了缓刑。

吉林松原：丈夫因怀疑妻子出轨，持刀捅刺，最终以故意杀人罪（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判处实刑且刑期较重的主要原因包括：丈夫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未遂而非中止，表明其主观恶意较深，并非自动放弃犯罪；案件中缺乏被害人（妻子）存在明显过错的证据，即妻子的行为可能不足以构成激化矛盾的直接原因；此外，丈夫的犯罪手段可能较为凶残（如捅刺要害部位或多刀），造成了严重伤害，且大概率未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法院因此认定其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大，不符合缓刑条件。关于辩护人所提被告人长期存在偏执性认知障碍，其作案时可能陷入“被害妄想状态”而无法自拔，经查，在案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存在精神类疾病，此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在这两个鲜活案例面前，任何关于“犯罪中止”、“被害人谅解”等技术性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两份判决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完美的“对照组实验”，清晰地展示了司法天平是如何在类似情节下，因性别不同而发生惊人倾斜的。

先看河南辉县案：法院认定苏某甲“故意杀人，情节较轻”。我们来审视一下其行为——因怀疑丈夫出轨，在争吵中，她主动将水果刀藏入口袋，然后在丈夫持续辱骂时，持刀捅刺其胸部，这可是人体的要害部位！这完全是预谋+针对要害的致命攻击。

仅仅因为最终结果是轻伤一级，并因其后续的救助行为被认定为“中止”，整个杀人行为就被定性为“情节较轻”？这顶帽子扣得实在很勉强，仿佛是为女性当事人量身定做的“轻罪金牌”。

再看吉林松原案： 法院未认定“情节较轻”。其作案动机是“买肉价低”怀疑，同样是在家庭矛盾中，持刀对妻子多次捅刺，造成多处内脏重伤。对比苏某甲造成的轻伤，邹某的行为客观上更危险、后果更严重。法院认定其为“未遂”而非“中止”，意味着他没有自动放弃犯罪，而是因意志外原因比如反抗、及时送医等未能致死。判十年半，属于依法裁量。

那么问题来了，妻子捅刺胸部致轻伤= “情节较轻”；丈夫多次捅刺致重伤= 依法重判。这其中的尺度，是如何把握的？是否法院系统潜意识里就认为，男性身体更强壮，捅成轻伤不算大事？或者女性是“弱者”，其暴力行为天然就“情节较轻”？

辉县案里， 妻子捅人后丢弃凶器、打电话救人，被认定为“犯罪中止”，这是她获得缓刑的最关键法定减轻情节。而松原案中，丈夫的辩护人提出其“长期存在偏执性认知障碍”、“可能陷入被害妄想”，如果此点被采纳，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影响更大。但法院却以“在案证据不能证实”为由不予采纳。

当我们把这两个案例排排坐，司法实践中某种系统性的“重男轻女”（重判男性、轻判女性）倾向早就难以忽视，我以前发的合订本可不是摆设。

法律条款明明是相同的，但到了具体适用时，对女性被告人，司法机关更倾向于“找”从宽情节，比如将捅刺胸部行为认定为“情节较轻”，并最大化这些情节的减刑效果，比如“中止”直接导向缓刑。而对男性被告人，则更倾向于严格认定从重情节，并对辩护意见采取更严苛的审查标准，比如不认可男方有精神症状。

这背后是长期形成的“女性是弱势方”、“家庭暴力中女性多是受害者”的思维定式，这种定式在保护真正受家暴迫害的女性时是合理的，但若被滥用，在女性作为加害者时依然将其视为“弱者”予以袒护，就造成了新的不公。我之前总是不理解为何有关部门看不到如今的女拳现状，直到今天看到一张图——

哦？原来是这样吗……唉。

（全文完）

关注小号防失联

为了保持正常接收推文

还望大家能够将“少爷写春秋”设为星标

并多多点亮右下角“在看”

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