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晚年时，外国记者采访她对毛泽东看法，丁：主席对我个人不错

“1981年10月14日下午四点半，你真的觉得我会埋怨毛主席吗？”丁玲端着咖啡，语气平静，却把对面的美国记者问得一愣神。话锋就此打开。

那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旧金山参加文化交流，饭局、沙龙密集得像连轴转。美国记者和在地华裔对丁玲充满好奇——一位先后经历北伐、抗战、解放、十年动荡，又在七十七岁高龄跨洋而来的女作家，嘴里究竟会说出怎样的评价？不少人笃定她会控诉旧事，最好再配几句辛辣的反思。出人意料，她只给了八个字：“主席对我个人不错。”短句落地，场面霎时安静下来，空气里甚至能听到杯壁碰撞的细响。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回答？要弄清楚这一点，得把时间拨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1904年出生于湖南临澧的丁玲，本名蒋伟，少女时代就对新学和小说着迷。1922年，她拉着一口小皮箱去了上海，先是读平民女子学校，后考进上海大学文学系。正是在那座城市，她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思潮：欧美女权、俄国革命、胡适的“大胆假设”，都在脑子里打转。那几年她常常拎着书去黄浦江边吹风，自嘲是“想写又写不成”的文学痴。

1927年底，一口气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23岁。手稿辗转交到朋友手里，三个月后刊发，引爆文坛。作品里那个桀骜不驯、又空虚失落的莎菲其实就是彼时的丁玲：精神先觉醒，脚下却没路。评论界说她“把五四以后的青年灵魂摊在桌面”，读者则津津乐道于文字里的锋利与暧昧。年轻的名声来得太快，孤独的滋味也随之而来。

就在北平的一个社交晚会上，她遇见胡也频，那个送玫瑰礼盒、口口声声喊她“新姐姐”的文青编辑。两颗流浪的心撞到一起，1929年他们结婚，第二年又和沈从文创办《红黑》。可这点温情没能抵住外部的暴风雨。1930年1月，胡也频在秘密会议上被捕，二十九天后遇害于龙华。丁玲赶去探监只被允许隔着铁窗说了五句话：“你要好好活下去”，是胡也频留下的最后交代。

爱人的牺牲把她彻底推向左翼阵营。1932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暗线工作难免凶险，1933年因叛徒告密，她被特务绑架，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足足三载。风声紧得厉害，鲁迅写下悼念短文，朋友们以为她凶多吉少。丁玲后来回忆：“那三年，我像饿狼，只想咬破敌人的咽喉。”1936年冬夜，她借看病机会越狱成功，一口气往陕北跑。黄土高坡风沙漫天，她裹着旧呢大衣抵达保安，见到了毛泽东。

初次见面并不隆重。窑洞里炉火暗红，毛泽东问：“你想干什么？”丁玲脱口而出：“让我到前线吧。”毛泽东笑了，“好，打仗要紧，再缺几位会写字的人。”没多久，丁玲背着被褥随部队开拔。炮火声震耳，她把拼杀、伤亡、士兵的喊声都记进日记，连夜改写成通讯稿。有人说她是“拿笔的女兵”，也有人私下担心“文弱之身撑不住”。事实是，她愈写愈猛，《旁观者清》《三八线上的红旗》接连见报，前方将士争相传阅。

消息传回保安，毛泽东拍案称快，提笔写下《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短短十字，既揶揄又褒奖。丁玲收藏那张宣纸，一直带到晚年；文革抄家，她把词页缝进棉衣内衬，才保住了它。

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丁玲在作协、中宣部任职。1952年赴朝采访，她穿旧军大衣爬上三八线阵地，同年轻战士蹲在弹坑边交换笔记。回国后出版《朝鲜行》，印数突破三十万。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因“山西土改问题”被错误批判，下放北大荒农场。零下三十度的坠子沟，她领着工人开荒种麦，晚上裹厚被读屈原《离骚》。十年后回到北京，她说自己“更能分辨人心真假”，却对个人遭遇只字未提。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她摆摆手：“后悔没用，路是自己选的。”

时间来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刚启。高层安排她恢复名誉，重回文坛。三年后飞往美国，才有了旧金山那场饭局。席间几位华裔太太围着她，左一句“当年太惨”，右一句“现在得自由”，想从她嘴里套出极端言辞。丁玲听了一阵，忽然说：“养鸡挺好，鸡蛋高蛋白。”旁人没听懂梗，她却想起北大荒鸡舍里冒热气的草窝——那是她最低谷时维持体力的主食。太太们索然，气氛尴尬，她借口去洗手间，溜旁厅看人逗狗，荒诞得像黑色喜剧。返京后，她写成《养鸡与养狗》，讽刺意味拉满。

因此再被记者追问对毛泽东的态度，她才给出那句“对我个人不错”。不是粉饰，也不为翻旧账，只是事实如此：二十世纪最风雷激荡的三十年，丁玲与毛泽东同在一条船上，沸水滚油里互相识得。对她而言，这段相知不因后来的波折抹去。

采访结束时，她扶着椅背慢慢站起，笑道：“文学不是账本，人生也不是账本。写字的人记的，是温度。”说罢，拄着手杖离开演播室。录音设备停止运转，墙上的秒针继续跳动，声音清脆。时间向前，她已白发，故事却还在年轻读者中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