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背后：最可恨的叛徒，严重阻碍了台湾的统一

最近我也在追剧《沉默的荣耀》，所以也看了不少吴石、朱谌之“共谍”案的资料。

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摧朽拉枯一般追歼大陆残余国民党军队，直至将其赶到孤悬海外的澎、台、金、马等岛屿之际，所有人都认为解放台湾没什么悬念了。

突然剧情大反转，国民党特务机关把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给抓捕，并一场大搜捕把地下组织全部破坏，这事确实令人感到可惜，就此跟大家谈谈这部剧背后的故事：

沉默的荣耀（2025）剧照

01

早在日占台湾时期，一批台湾地区的革命者，就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组织（俗称“台湾共产党”、“台共”），由日本共产党直接领导，开展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组织推选林木順、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等五人为中央委员，一度发展如火如荼。

但由于日本共产党自身发展不行，被日本军政府摧毁了，没法进行活动，所以许多“台共”党员，便回到大陆回归中共的行列，参加抗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如林木顺后来就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参加红军，并于1934年不幸在瑞金的中央苏区保卫战中壮烈牺牲，再如蔡孝乾后来经历了红军的长征。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光复了台湾，台湾的共产党人也回归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重新组织起来。

02

1945年8月，37岁的蔡孝乾，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来到了台湾。

蔡孝乾的父亲是一家米店的帐房，其祖上则为郑成功带往台湾的三百家族之一。1924年，他到上海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念书，上海大学当时是重要的革命思想传播阵地，他在这里受到革命薰陶，还上过任弼时的课。不久，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又参入创立“台湾共产党”。

1932年，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他逃出台湾，跑到福建漳州参加了红军红一军团的部队，在罗荣桓领导下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在江西苏区入了党。此后，还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

在目前可知的记录中，他是唯一参加了长征的台省人士。

抗战时期，蔡孝乾还担任过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长，在罗瑞卿直接领导下，专职负责对敌情报侦察与瓦解敌方力量的工作。

蔡孝乾的工作能力很强，到了台湾，立即联络原“台共”成员和左翼积极分子，不久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领导机构，并先后创建了一系列地市组织。蔡孝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陈泽民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洪幼樵为宣传部长，张志忠为武装部长，林英杰为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主编。

台工委发展很快，甚至在山区中还建立了武装根据地，准备开展武装斗争，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岛。

渡江战役后，解放军势如破竹，让台湾的中共党员们非常乐观，包括国民党的很多人都认为，中共解放台湾已成定局，唯一不确定的仅仅只是时间。1949年初到年底，很多学潮活动和地下工作，都出现了一定的半公开化。

不料，1949年底到1950年6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随后形势发生的大翻盘。

03

1948年，中共台湾省工委开始秘密发行一份油印的地下报纸《光明报》。

《光明报》由省工委委员林英杰主编，起初在台北秘密编印、发行。1948年夏，《光明报》转移到基隆的基隆中学内，内容是林英杰收听延安发出的电讯后，记录下来，再审稿、排版，再刻钢版，刻成蜡纸后印刷。

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让中共台湾地下党员们大大降低了工作警惕性，开始冒进搞几乎是半公开化的活动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台湾省工委原是受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撤消，其工作并入中共中央华东局。

台湾省工委的直接上级，换为了中共中央华东局。

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经过慎重考虑，内定舒同为未来台湾省委第一书记，并由他负责台工委具体工作。

这让蔡孝乾非常不高兴，在工作中，他就想干一些大事。

1949年6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以《光明报》发表社论，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印刷好之后，发送到台湾全岛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场所，覆盖率极广，声势很大。

这场宣传战，惊动了蒋介石。

蒋介石拿着《光明报》大发雷霆，命各特务机关限时破案。

国民党保密局查获了台湾大学几个学生有该报，随后顺藤摸瓜，竟找到了《光明报》印刷场所，并数处在学校中的中共地下组织，直至中共基隆市工委，还抓捕了市工委书记、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

尽管钟浩东至死坚贞不屈，但特务组织还是有效的摧毁了整个基隆的地下党组织。

随后，保密局特务又通过渗透，抓捕了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委员李汾。李汾在被捕后不久，叛变投敌。

李汾带领国民党特务抓捕了省工委副书记、兼高雄市工委书记的陈泽民。

陈泽民被捕后，抵抗了一段时间，但因为特务用他的家属胁迫，最终也投降了，供出了很多台湾地下党的情况。

特务从陈泽民身上的一个笔记本中看到了一个“老郑”的名字，审讯被特务套出了“老郑”曾有的一个住址：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

于是，保密局特务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那间空房子里，派驻了一个特务张清杉蹲点。

张清杉守了近二个月，1950年1月1日夜，抓住了蔡孝乾。

蔡孝乾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他也比较镇定，七拉八扯说了一些情况，让国民党特务觉得他不是什么大人物，被捕几天后，蔡孝乾谎称带特务去抓他的上级，在街上瞅住机会，逃脱了。

虽然他逃脱了，但他被国民党特务搜去的笔记本上，记录了“吴次长”三个字，将祸水不自觉引向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

一幕历史悲剧由此拉开。

资深学富、难得的人才、儒将吴石

04

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早在1911年，就加入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

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先后上学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后又至日本深造，学习军事，是国民党中的学霸型官员。

学成回国后，吴石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其政治背景属于国民党“桂系”，1947年起，通过同为福建人的老朋友、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高官何遂的介绍，吴石开始在上海开始了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的工作。

1949年9月，吴石在香港与秘密驻港的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负责人万景光会唔，接受了新任务。

随后，吴石抵台，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

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所以，解放台湾的预计难度大大增加，而能获得秘密战线情报，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吴石和夫人王碧奎、少子吴健成（1949年秋在台湾）

由此，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已是很迫切的事了。所以，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门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朱谌之，原名朱桂凤，又名朱枫。她出生浙江镇海县名门，父系富商，曾任宁波渔商工会会长。年轻时，她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45年2月，朱谌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她被奉派到实际是党的秘密机关的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从事统战及情报工作。

因朱谌之有一个继女阿菊及其女婿在台北工作，而且是国民党警政官员。1949年11月25日，朱谌之乘船离港赴台，与吴石联系取回秘密情报，并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

朱谌之的身份证

华东局这一次派朱谌之赴台，居然让朱一身负二任，这显然是有违只允许单线发生关系的秘密工作规则。然而，却仍这么决定了。这可能是当时与台湾联络不便造成的，也可能是当时对台海形势过于乐观所致。

但从事后结果看来，这就是悲剧的起因！

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便与蔡孝乾取得联系。

朱谌之也向蔡通报了吴石将军与中共的关系，蔡孝乾知此情况后，托朱谌之请吴石帮助将他妻妹马文鹃弄一张出岛通行证，离开台湾到大陆去避难。

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了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兵力武器配备图、海军基地舰队部署、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

沉默的荣耀（2025）剧照

朱谌之将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至高雄的“安福号”货轮上做大副的秘密交通员，传递到了华东局情报部门。

不到二个月光景，朱谌之在台湾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预计于1950年1月底之前便可返回大陆。

蔡孝乾被捕复又逃脱后，在原来与朱谌之接头的地点，他给朱留下了一张字条：形势紧急，省工委有重要人物被捕，他将远行，让朱快快离台；并说原托为其妻妹需办的通行证，也不要了。

但是，自蔡孝乾成功逃脱后，离台的海空航线被严密封锁，朱谌之没法通过正常航道离开台湾。

于是，她在吴石将军的帮助下，搭乘了军用飞机离台去了舟山群岛（当时舟山尚在国民党控制下），寻求机会再乘船回大陆。

这时，蔡孝乾被国民党特务获得的笔记本上有“吴次长”三个字，引起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高度注意，注意力放到了吴石将军身上。

一开始，保密局特务们没找到什么证据。

但在审查离台人员特别通行证申请书时，特务们发现了蔡孝乾姨妹马文鹃的踪迹，而为马申办证件的担保人，正是吴石的夫人。

很快，通过问话，从吴石将军的夫人处，他们套取获知了来为马文鹃办证的，是朱谌之。

马文鹃的特别通行证暴露了朱谌之。

朱枫从台湾发出的最后书信及“威凤”签名

保密局特务通过台北的朱谌之继女阿菊、女婿了解到，朱谌之已去舟山，并查明，是吴石将军派人设法让朱谌之乘军用飞机去的舟山。

国民党保密局便指示舟山的特务机构，在2月18日搜捕抓到了朱谌之，关押在舟山监狱。

经过审讯，以及叛徒出卖，朱谌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基本暴露。

保密局特务将朱谌之从舟山押往台北的途中，她知道此去有凶无吉，便设法将自己带的二两金器首饰，吞入腹中，以求一死。

但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抢救了过来。

朱枫所吞金首饰，采自李资生《吴石间谍案破获始末》（香港《新闻天地》1950年7月）

朱谌之被捕后，3月1日，国民党保密局便以“通匪”罪名，抓捕了吴石及他的几位战友，之中有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将军、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等。

吴石将军被捕时，也欲以枪自尽，但为手脚麻利的保密局特务阻止了。在狱中，他遭遇残酷刑罚，导致一只眼睛失明。

吴石公馆会客室，吴将军在此被捕

三个多月后，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控以“匪谍”罪，将朱谌之、吴石、陈宝仓、聂曦等人判处死刑，枪杀于台北郊外马场町。

临刑前，朱、吴、陈、聂均临危不惧，而朱谌之还高呼“共产党万岁！”不止。

朱枫慷慨就义前一瞬

聂曦

05

1950年2月中，蔡孝乾到处躲避国民党特务搜捕。

然而，因为保密局特务在破获中共基隆市工委时，得知被捕的台北市大同中学女教员季澐，与“老郑”（即蔡孝乾）有组织上的联系，并发现了季的丈夫、中共地下党重要人物张志忠的踪迹，便于1950年2月7日，在台北抓捕了张志忠。

张志忠被捕后，坚不投降。不过，国民党特务还是设法从张志忠的口中，套出了蔡孝乾可能藏匿的一些线索。

2月27日，国民党特务以“蹲坑”方式，在蔡孝乾有可能藏匿处的地下党员黄天的家中，抓捕到回家的黄天。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长谷正文暴力刑讯，在严刑拷打之下，黄天被迫供出了蔡孝乾的另一个藏身点：嘉义县粪箕湖林医生家里。

2月28日，蔡孝乾再次被捕。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受尽酷刑，据说特务割开他的腿部，撒上食盐逼供。在情治人员的威逼利诱下，蔡孝乾变节投降，将省工委秘密和盘托出，还供出省工委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乘“四川”号轮船悄悄离台。

3月4日晚，洪幼樵在基隆码头被诱捕，他进入保密局汽车时，还以为是地下党派车营救他出险境。

蔡孝乾在监狱里曾受到陈泽民和张志忠等人的批评。如张志忠“一一数落了蔡孝乾如何诱奸14岁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万美金的经费，如何四处炫耀其共党负责人的身份，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烂，天天在波丽露西餐厅（位于民生东路，是当时最有名、最时髦的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位于延平北路，为著名餐馆）吃饭，在永乐町看戏。”

由于变节后内心的自责和狱友的责难，蔡孝乾的精神出了问题，每天写自首书，“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经医生诊断，蔡孝乾患了“幻想症”，曾被送到台大医院精神病房治疗数月。

蔡孝乾叛变前后，陈泽民、洪幼樵等也都走上了叛党投敌之路。

就这样，台湾省工委五个领导人，出了三个投敌分子，由此，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的摧残与破坏，直至1954年，约1800名中共党员、进步学生以及同情共产党的民众，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关进监狱，坚贞不屈者则被枪杀。

而张志忠被捕后，至死不降，在台北市南昌街的国民党保密局监狱里，张志忠看见有人关进来，就大声叫喊：“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还经常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来鼓舞狱中难友。

狱吏对他也很尊敬，说他是共产党里真正的硬骨头。

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就义。

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在1949年8月至1950年3月间，几乎每天都在抓人，白色恐怖甚嚣尘上，血腥杀戳遍及全岛。

后来 ，蔡孝乾 、陈泽民 、洪幼樵 、许效兰等“自新”的高级干部 ，都被台湾当局安置在士林芝山岩情报局， “ 担任匪情研究工作 ” 。 蔡孝乾 “ 支领少将薪水，其他人分别列阶支薪 ” 。

后来，蔡孝乾升任 “ 匪情研究室 ” 少将衔副 主任兼 “ 司法行政部 ” 调查局副局长 。 情报局为 他们在芝山岩附近兴建住宅，蔡孝乾便长住于士林 ， “ 并且和马雯鹃共筑爱巢，产下爱情的 结晶 —— 蔡艾安 ”，最后竟然 活到了74岁。

蔡孝乾等人投敌后，从组织上给地下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1950年6月1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份《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并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呼吁仍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自首投敌，从而在精神上对中共地下党成员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蔡孝乾（1964年），采自房建昌作《蔡孝乾与台湾共产党》（《文史精华》1998年10月号）

随后，继任的台湾工委书记陈福星也被捕叛党投敌。

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特务大搞株连，接下来半年，被逮捕、判刑、流放的，据统计达到八千人。

虽然台湾各地、特别是在山区的中共党员，仍然有许多人在坚持斗争，希望能等到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那一天。但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入狱，甚至枪杀，少数地下党员则是长年处于逃亡状态，藏匿在深山荒野，过着极其艰苦的日子，直至辞世，也至死不向国民党投降。

比如一位叫谢汉光的中共地下党员，逃脱后潜逃到台东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该村村长的帮助，冒名顶替失踪多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的户口，就此在那里干活，在那里度过了极其艰难险恶的38个年头，一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谢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见天日。

自此，我们也就错过了当年统一的最佳时期！

吴石将军遇难后，因海峡两岸尚处激烈敌对状态，大陆方面对此没有任何公开表态。

直到1973年，中央有关部门才公开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两岸开放后，1994年，吴石小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吴石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有关部门遵照二位故人的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并举行了小范围的追悼仪式。

报道吴石、朱枫“轰动大案”的香港报纸

朱谌之遇难后，消息当即就传到了上海。1950年7月，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为革命烈士；“文革”期间，因朱谌之秘密工作性质，致使她的名誉及她的家人，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1983年4月，中共中央调查部又正式作出了《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明确指出：“朱枫（谌之）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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