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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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不仅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改变了许多人生活的轨迹。连我们这一对默默无闻的知青夫妇，竟也无心插柳，几次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我插队在离家仅十几里的农村，来去便利，算是很幸运的了。妻子原是中专毕业生，在“上山下乡一片红”中被“红”到了黑龙江。因实在忍受不了“冬无煤烧睡冷炕，夏踩冰水涉大田”的天寒地冻，多方“烧香拜佛”，转插到我们公社。“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走到了一起。
1977年，改变命运的曙光渐露。
“中专毕业生”重新分配工作的传言越传越真，妻子心头燃起了希望；“恢复高考”一声惊雷震天动地，给我们这些“升学无路，招工无门，参军无望”的普通知青带来了福音。
1978年1月，妻子收到了一纸“招工通知”，虽然报到单位极不如意——一个仅几十人的“农具厂”，而且是“学徒工”，一个月仅仅21元的“学徒工资”，要知道，妻子已近30岁了啊！但跳离了“终年劳作也养不活自己”的农村，到了“旱涝保收”的工厂，就好比是从“糠箩跳进了米萝”，喜悦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1978年4月9日，我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我哥哥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天，就请了好几个同事，骑着三辆“黄鱼车”，从农村把东西搬回来。到了镇上，他们不是直奔家门，而是故意绕了一个大圈子，在不长的街道上浩浩荡荡走了个来回，而且边走边高喊：“我弟弟考取了，他们两个人都‘上’来啦！”就如油锅里撒进了盐，我们的小镇炸开了。当晚，认识的，不认识的，好多人涌进了我家，索要资料，讨取经验，简直把我看成了神而不再是那个他们熟悉的一无所有的穷知青。其实，我考取的，只是当地的一所“师范学院”。不过，当时人们追求的是“录取”，跳出“农门”——这好比是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一下子住到了“有风有雨有阳光”的高楼大厦，眼睛尚未适应明媚的光线，楼层高低，面积大小，暂时还没来得及考虑。
5月，在我们多次向当地的户籍机关申请后，我们儿子的户口也迁到了他妈妈的名下。至此，我们一家三口才真正脱离了又爱又恨的农村。当然，这次的“轰动”要小得多，只有我们家里人庆祝了一下。
我们的班级，不仅在我们学校，恐怕在全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点有三：人数多，近60人，后来听说，是负责招生的校领导颇有同情心，把政策内能招的一个不落招了进来；年龄差距大，最小的18岁，最大的32岁，近半数人已婚，有的已是3个孩子的爸爸，好几个人的小孩都能打酱油了；社会阅历广，聚集了各行各业的“精英”，除了工农基本队伍，还有养蜂的、唱戏的、卖肉的、当干部的，仅大队党支部书记就4个，退伍军人6个。当时，师范生不仅不收学杂费，还每月发放16元的伙食费和5元的零用钱。别小看“5元钱”，能被我们派上大用场。那时，“美加净银耳珍珠霜”刚面世，我花了“巨款”2.68元买了一瓶带给妻子，被嘴快的“密友”透露出去，竟也在班级引起了轰动——在彼时彼地，他们眼中，绝对是“土豪行为”，不亚于今天买名表名包。
虽说“时间能冲淡一切”，不过，冲去的是浮尘，留下的是刻骨铭心。1978年，我们转变命运的一年，当时的一颦一笑，仍是历历在目，越老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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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彭庚
编辑 |顾金华
音频 |董嘉晟（复旦大学）
诵读 |伊勐（复旦大学）
视觉 |邱丽娜 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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