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大篆古韵 写时代新声——谢云书画艺术研讨会发言 | 洪忠良

溯大篆古韵 写时代新声

——谢云书画艺术研讨会发言

洪忠良 (浙江省绍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观看了展览，阅读了部分《谢云纪念文集》，谢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资深的文化官员，更是一位将人生阅历、文学修养与艺术实践融为一体的当代书法家。谢云的实践，证明了传统书法在当代语境下的无限可能性，他的现代性不是断裂式的，而是在传统根基上进行的现代性探索，是当代书法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代表性人物。他观照艺术、书法的不少短篇文章，基本上汇集在此次出版的《谢云纪念文集》中，16000字的《艺术断想》是谢云对中华文化、书画艺术感悟的集合。

一、对谢云的书法理念，我简单概括为以下五点：

提出书法的文化象征与民族凝聚价值。认为汉字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与外观。书法艺术的实质是民族智慧、情感与生命的积淀，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汉文化圈的精神维系载体。

认为“天人合一”是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核心，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历代文人、书家多将书法视为至高精神追求。

书法的诗意内涵与审美标准上，强调“书法家最好是诗人”，书法需以诗意为魂，追求书法的“雅”，反对变“俗”。

指出书法的传统根基与现代发展路径。传统要与现代融合，书法需随时代发展。书法不仅影响西方现代绘画，也可以接受西方艺术的影响，可以尝试墨彩、油彩结合等实验，但反对脱离传统根基，他强调繁体字、笔法、结构等基本功的重要性。

强调书法家的修养要求与价值追求。认为“先文后墨，读书是第一功夫。”书法的最高审美价值，是高尚人品与书品统一的文化人格；功力、性情、境界三者要结合，呼吁在文化振兴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书法发展，造就精品与大师。

二、谢云书法理念是对当下书法现状的有益建议：

一是当下书法需要进一步强化文化根基。鲍贤伦先生也说过：“书法是读书的事”。当代书法创作需要强化文人修养与思想深度，避免浮躁的“展览体”、分辨清什么是“江湖字”。需要深入传统书法审美，回归书法是笔精墨妙的“文化载体”。书法家必须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学、哲学等跨学科知识的积淀。

二是当下书法需要进一步平衡传承与创新。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书法要在传统技法，如篆、隶、楷、行、草基本功基础上回应时代审美，不盲目追求形式变异，不要一味追求八尺整张的展厅效果，书写内容到笔法、形式，还是要讲究 “书卷气”、时代感，可以大胆探索新材料与传统笔墨的结合。

三是当下书法必须强调个性与精神表达。各种培训班出来的展览体类同太多，面目重复率高，忽视个性表达。要鼓励倡导书写者展现独特个性与时代感知，减少模仿，在全球化语境中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三、谢云对现代派书法的探索与贡献。

谢云任广西出版总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期间，曾带书画团队赴亚洲、欧洲艺术交流，其眼界开阔、胸怀开放、探索不懈。

多次参与与推动现代书法与绘画展览、支持创刊《现代书法》。1985年10月15日，在中国美术馆画廊举办“现代书画学会书法首展”，26位参展者，老一辈书法家有黄苗子、张仃、王学仲、王乃壮、李骆公、谢云等。现代书画学会的成立及现代派书法首展、二展的举办，标志着中国现代书法派的诞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向书坛的保守势力提出了批评。1988年5月，谢云在桂林召集并主持“中国新书法研讨会即首届中国新书法大展作品评选会”。同年7月“首届中国新书法大展”在桂林举行，这是对全国现代派书法的一次集中检阅。同年，《现代书法》杂志在桂林创刊，“为一批探索者提供了一方平台，为主动地在传统的延脉上写出现代人的精神、风骨和孤独。” 1995年10月15日，谢云以活动组委会顾问的名义，参与“中国现代派书法十周年”纪念活动。

1995年，发表《呼唤书法精品》（《中国艺术报》），提出深化书法文化内涵，1996年6月20日，谢云把十年的创作和思考写成《我与现代书法》，发表在《农民日报》上，并在新华社《瞭望》杂志发表题为《若即若离》的访谈（收录于1996年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派书法十年》）。

谢云的立场，体现出对传统书法的深厚根基与对现代艺术的开放态度。今天举办“夕阳山外山——谢云书画艺术展”，设有“现代书法”板块，展出其多件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作品。他在书法中融入现代元素，如油彩、鸟虫篆等，追求“似字如画”的意境，强调诗意与生命的象征性。谢云通过草篆的独创和“艺外求艺”的跨界探索，拓宽了古文字的现代表现领域,借上古大篆的形式表达自我的审美理想。他的鼎力参与，不仅推动了现代书法的发展，也为传统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展现出中国书法在当代语境下的多元可能性。

作为诗人、书法家的谢云的书法之道，就在以书法艺术为载体，以开放的国际化理念，文学、哲学、艺术的交叉探索，借上古大篆意象，以现代精神，写出了心灵的自由！谢云的艺术实践与探索，是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典范，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浙江省绍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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