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特朗普时代与尼克松时代之间的危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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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有敌人。理查德·尼克松则有一份敌人名单。对比这两位总统如何对待各自的政敌，可以看出，2025年的联邦政府较之上世纪七十年代更显阴郁与险恶。

针对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与纽约州司法部长莱蒂希娅·詹姆斯的未决刑事案件，其缘起并不难以辨认。特朗普在9月20日通过“Truth Social”发布一份现已声名狼藉的致司法部长帕姆·邦迪的指示，要求司法部对科米与詹姆斯提出刑事指控，而这两人一直是总统长期厌恶的对象。数周之内，尽管职业检察官提出反对或表达关切，两人仍然在弗吉尼亚的联邦法院遭到起诉。

尼克松的幕僚也拟过类似打击政敌的计划。1971年8月16日，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向上级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概述如何“动用现成的联邦机器去整治我们的政治敌人”。迪安解释说，政府可以通过“联邦补助的发放、联邦合同、民事诉讼、刑事起诉等”来达成这一目的。最初的“敌人名单”上有20个名字，既有政界人士，也有商界与工会领袖、记者和艺人。白宫还编列了范围更广的敌人清单。

“尼克松敌人名单”的存在，长期以来是更大水门叙事中的常识，但迪安提出建议之后的后续发展却少为人知。美国国税局曾对尼克松的“敌人”采取过一些初步调查措施，不过，1973年时任IRS署长唐纳德·C·亚历山大叫停了将税务审计及其他手段用作骚扰的企图。亚历山大后来写道，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政治或社会观点，无论是否被视为‘极端’，都与纳税无关”。尼克松对亚历山大的强硬态度大为不满，而据亚历山大后来回忆，总统曾试图解雇他，但他一直留任至尼克松在任余下的时间。与此相类，司法部并未对“敌人名单”上的任何人提起刑事公诉。

尼克松常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私密场合痛斥他的敌人，而这类谈话被白宫录音系统完整记录。比如在1972年9月15日的一次谈话中，他与约翰·迪安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H·R·哈尔德曼讨论了在第二个任期里要放手动用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尼克松说：“这是他们自找的，他们会得到应有的下场。你们知道，在头四年里我们并未动用权力。我们没有动用联邦调查局，也没有动用司法部，但现在情况要变了。他们要么把事情办好，要么走人。”

尼克松远称不上道德领导的典范。但关键在于，事情并没有发生。那些起诉没有到来。

然而，特朗普正在把话付诸实施。对詹姆斯·科米与莱蒂希娅·詹姆斯的起诉，构成对总统权力的具体主张，并且对当事人带来最直接、最危险的后果。法院将很快开始审理案件的实体问题；就初步观感而言，职业检察官的意见似有根据。对科米与詹姆斯的两起案件看起来站不住脚，也就是说，若非两人被视为总统的政敌，此类案件很可能不会被提起。

即便这些案件最终失败，即便在审前被驳回，或在审理后被陪审团否决，它们已经让被告付出了沉重代价。不论最终结果如何，詹姆斯与科米都无法追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名誉、支付的律师费、被分走的精力与时间，以及承受的整体压力。

正因如此，无论日后如何，特朗普事实上已经在科米与詹姆斯身上赢得了一种胜利。尼克松从未在任何敌人身上赢得过这种胜利。

特朗普能够把事情推进到这一步，说明当下体制对其加以制衡的韧性，已不及半个世纪前遏止尼克松时那般强健。而且，他的第二任期才过去数月，他才刚刚开始让自己的敌人付出代价。

杰弗里·图宾（Jeffrey Toobin）曾任美国联邦检察官（Assistant U.S. Attorney），长期撰写法律与政治交叉领域的评论与著作，代表作包括《九人：最高法院的隐秘世界》（The Nin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Supreme Court）、《赦免：总统宽宥的政治》（The Pardon: The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Merc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