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昂妤 | 全局、主动与辩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观

摘要：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他全局性、主动性和辩证性的战略观在认识新疆、收复新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左宗棠注重俯瞰战略全局，坚持塞防与海防并重，同时主张掌握战略主动，统筹战前战时，与此同时，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观体现出鲜明的辩证性：全局与局部的统一、国防和经济的统一、政略与战略的统一、缓进与速战的统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成功，不仅是收复领土的成功，而且是中国战略智慧的成功；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仅维护了领土完整，更阐发和延续了中国战略智慧。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仅是“中国军队所曾取得最光辉的成就”，也是中国战略智慧所曾取得最光辉的成就。

关键词：左宗棠；新疆；战略观；全局性；主动性；辩证性

作者简介：侯昂妤，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子兵法研究》总编辑

左宗棠用兵新疆的胜利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所曾取得最光辉的成就”[1]，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左宗棠为什么能够全面看待新疆问题？为什么能够成功解决新疆问题？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意义是否仅仅是维护领土的完整？这一次胜利是否仅仅是有形的战争胜利？左宗棠全局性、主动性和辩证性的战略观在认识新疆、收复新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成功，不仅是收复领土的成功，而且是中国战略智慧的成功；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仅维护了领土完整，更是阐发和延续了中国战略智慧。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仅是“中国军队所曾取得最光辉的成就”，也是中国战略智慧所曾取得最光辉的成就。

俯瞰战略全局：塞防与海防并重

1840—1847年，左宗棠深入研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著述《舆地图说》，具备了扎实的地理学理论功底和开阔的地缘视野；1850年林则徐与左宗棠长谈，“西域时政”方面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左宗棠；1861—1864年，左宗棠与太平军作战，充分显示了其军事才华；1866年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海防观念、造船思想、水师建设方案；1876年左宗棠收复乌鲁木齐等北疆重镇，1877年突破天山防线攻占达坂城、托克逊等南疆要地。1880年左宗棠分兵三路向伊犁施压，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纵观左宗棠的历程可以发现，他具有战略全局观并非偶然。可以说，左宗棠的经历是一个战略全局观形成的过程，是一个理论结合实践的经世致用过程，是一个海陆并重、拯救时局的过程。

将京师、新疆与蒙古连成一体，从安全全局看新疆 在左宗棠看来，清朝定都北京，“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畿甸宴然”，这种长期稳定，正是康乾时期“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因此“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2]在左宗棠看来，新疆不应当被孤立地看待，将新疆放在更大的地理地缘中就会发现，广袤的新疆、蒙古被连成一片，纳入到清王朝的版图，构筑了一条“臂指相连”的国防屏障和战略纵深，从而能够有效地防止敌人从西北方向侵入中国腹地。

将新疆与海防结合起来，从海陆全局看新疆 1874年5月，日本进犯中国台湾，清朝以赔款50万两白银了结此次危机。蕞尔小国也能欺凌天朝上国，这引起朝野上下很大震动。总理衙门提出加强海防的措施，饬令沿海沿江有关大臣讨论。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公然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放弃收复新疆的主张，并建议将停撤西征军的粮饷“匀作海防之饷”。[3]1875年4月，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海防、塞防并重的观点：

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4]

左宗棠这段论述，清晰地体现了它的全局性战略视野。一是指出局部安全与全局安全紧密相连。左宗棠认为，如果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将会导致阿古柏势力得寸进尺，不仅陇右形势危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都不能安宁。左宗棠看到的是，局部安全深刻影响着全局安全。二是指出海防和塞防密切相关。左宗棠指出在塞防停兵节饷对海防未必有益处，对塞防则大有危害。这里体现了海防和塞防之间利害攸关、联动反应。

从国家民族利益全局提出海陆并重 左宗棠不拘泥于海防或塞防，从国家民族利益全局提出海防塞防并重。海防方面，开创中国海防建设事业。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学堂，1870年福州船政局造就“万年清”“湄云”“福星”三艘轮船。清廷设立“轮船统领”，初步建成中国第一支进攻型近代海军。1885年10月，在左宗棠的大力进言下，清廷正式成立“总理海军衙门”，标志着清廷海防出现统一指挥机构。

左宗棠实为近代中国海防思想的奠基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塞防思想的提出者和实施者，他强调的“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5]。左宗棠将京师、新疆与蒙古连成一体，从安全全局看新疆；他将新疆与海防结合起来，从海陆全局看新疆，这突破了孤立化看待新疆问题的缺陷，克服了“海防论”“塞防论”的片面性，避免了放弃新疆的危险，这是一条从当时全国大局出发的战略观。

掌握战略主动：战前战时统筹

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主张，于1875年5月3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颁布谕旨，称赞左宗棠“所见甚是”[6]，并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从而使左宗棠掌握了收复新疆的最高指挥权。左宗棠在研判形势后，提出西征方略：“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7]1876年左宗棠率军收复乌鲁木齐，1877年，阿古柏兵败自杀，1878年，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

把握战争正义主动权 收复新疆是保卫国家固有领土的正义之举,为军队树立为正义而战、战则能胜的信念信心，以鼓舞士气；并从敌我道德高下的角度宣传：“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8]“贼以其暴，我以其仁；贼以其诈，我以其诚，不以多杀为功，而以妄杀为戒”[9]。这不仅激发出清军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所谓“万里长驱，每营仅发四个月盐菜，无却步者，忠哉！我军”[10]，而且有利于争取新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从内部瓦解敌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斗争效果。

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军事战略 一是“先北后南”。新疆分南北两部，北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守军较弱；南疆则相对贫瘠，距内地较远，守军较强；首先收复北疆并注意其西部地区的防御，既利于割断阿古柏与伊犁俄军的联系；制止沙俄东侵、又能防止南敌由东而西北窜选择“先北后南”的战略方向，一旦收复北疆，就可以利用关山、青藏高原限制南疆敌人机动、缩少其活动范围。针对这些特点和要素，左宗棠定下了“先北路，后南路”的用兵策略。二是“缓进急战”。新疆物产有限，物资保障无法取于当地，只能靠远程运输，作战须经过充分准备；由于军费有限，这一仗要速战速决，因此，左宗棠确立了“缓进急战”的作战思想。“缓进急战”的实质是慎战与胜战相结合，是充分准备与快速取胜相结合。

掌握军事指挥主动权 《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将“智”置于对将帅的首要要求，就在于“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11]，将帅在战场上掌握权变主动性至关重要。左宗棠高度重视军事指挥主动权问题，认为用兵之道不能遥制。首先，左宗棠提出新疆事权应交由督办新疆军务者统揽。1875年，左宗棠在回复总理衙门关于新疆局势问题的询问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道……断无遥制之理。……关外之事，自嘉峪至哈密，臣渐有布置，并拟办理巴里坤事宜。惟该管镇迪道照例虽应归督臣统辖，而乌鲁木齐都统久视为专属，不乐其别有禀承……请敕下乌鲁木齐都统仍归旧制，凡镇迪道所有公事随时禀报督臣备档,以凭考核。督臣得以借悉一切，遇事尽心赞画，或可稍资裨助。”[12]其次，左宗棠赋予临阵将帅充分的自主权，并不遥控指挥。1876年，左宗棠进驻肃州，“其前路进止机宜，已面授总理行营营务处西宁道刘锦棠，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13]。

精兵整军，做好充分军事准备 一是组建一支英勇善战的西征军。收复新疆，是与英、俄侵略者及其所支持的阿古柏匪帮作战，需要一支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军队。当时清政府分布在甘肃、新疆一带军队的统兵大员多是些腐朽昏庸的满洲贵族，平日里克扣粮饷、贪污成性，战斗力很差。面对这种情况，左宗棠大力整顿、精简部队。成禄所部空额甚多，“一军十二营，现存实数不过五六营，而尚多冗杂”[14]。左宗棠严劾成禄，清政府只得将成禄革职拿问，所部十二营经过汰弱留强，并成三营，归景廉节制调遣。左宗棠还奏请清政府批准，将领兵督办兰州防务的穆图善的部队也加以整顿，只留下穆图善率领的吉林、黑龙江马队千余人，对其步兵“概予撤遣，以节虚糜”[15]。将景廉、金顺的部队汰弱留强，暂归并为25营，以后又继续裁并为19营。[16]对文麟的部队除吉林、黑龙江马队外，其余一律裁汰遣散，“方为一了百了，否则，不知伊于胡底”[17]。与此同时，也大事整顿主力湘军。他规定凡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资遣递送回籍，既经整编成军，即不准擅离营伍，违者重惩。[18]经过大刀阔斧的精兵整军，左宗棠集结起了一支约七八万人，由汉、回、满等族爱国官兵组成的强大部队。

多方筹措军饷，为西征军事行动提供经济支撑 新疆战役自1873年年底开始筹备、到1878年初结束，历时四年。其间耗用了大量军费。但究竟耗资多少，说法不一。李云麟的《西陲事略》中认为“今左相办理四年之久，耗饷三千数百万之多”[19]，《清续文献通考》的载录是“新疆之役，耗亦七千余百万，几几竭中原之全力矣”[20]。秦翰才曾将左宗棠自1866至1880年在西北的四次奏销折加以综计，得出9251万两的巨数。[21]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耗资主要靠清政府拨款和向洋行借款。清政府命令户部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银200万两，“并准其借用洋银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之数”[22]。1877年6月，在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后，左宗棠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年息10％，由各海关关税收入作担保，分七年还清。[23]左宗棠因西征向洋商借款前后共6次，借款总额达到1595万两，占西征军需总额的15％。[24]

保持战略辩证：辩证统一谋划

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在国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艺术和科学地运用力量，实现了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观体现出鲜明的特点：全局与局部的统一、国防和经济的统一、目标与手段的统一、缓进与速战的统一。

全局与局部的统一 左宗棠看待新疆的视野和收复新疆的过程，都体现了全局和局部的统一。首先，从陆海结合的全局视野看待新疆问题，认为解决新疆问题不仅不会影响海防，反而还有利于海防。其次，从国家安危的全局看待新疆问题，认为新疆问题影响的是蒙古、京师、甚至整个国家的安危。最后，在解决新疆的过程中，采取“先北后南”，注重局部胜利和全局胜利的关系。左宗棠在海防论和塞防论之争中，能够跳出狭隘的海陆对立观，以全局的视野看待和解决新疆问题，充分显示了左宗棠维护国家统一的情怀和全局地缘认知的高度。

国防和经济的统一 在经济上，晚清政府给予左宗棠大力支持。但是，收复新疆，耗费巨大。左宗棠通过多方筹措，为收复新疆军事行动提供了经济支撑。首先，左宗棠高度重视军事和经济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经济支撑对收复新疆的重要性。其次，左宗棠通过政府支持、洋行贷款等多种方法和手段解决经费问题。最后，左宗棠大力筹措经费，虽遇到种种责难和舆论压力，依然坚持如故。左宗棠筹措经费的方法和举动充分显示了他对国防和经济的统一关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政略与战略的统一 左宗棠的战略目标是驱除外敌、收复新疆，政略明确，战略手段多样。首先，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时，都紧紧围绕收复新疆这一目标。其次，为实现目标，充分运用多种手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和方法。最后，左宗棠自始至终高度重视掌握主动性，战略手段多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战争主动、取得战争胜利。左宗棠政略目标明确、战略手段多样，充分显示了他将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战略手段整体统筹的战略思维。

缓进与速战的统一 左宗棠根据新疆的具体特点，提出“缓进急战”的军事战略。首先，左宗棠做到了战备缓慢与作战迅速的统一，即战争的准备充分充足，作战的过程快速。其次，“缓进急战”是慎战和胜战的辩证统一，即慎重对待战争和追求战争最终胜利统一。左宗棠的“缓进急战”，充分显示了他对于战争节奏进与退、快与慢的把握。

近代中国面临列强纷至沓来的入侵，国家支离破碎，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在近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左宗棠收复新疆，是维护国家领土的正义战争，面对内外勾结的分裂势力和侵略势力，他充分发挥了全局性、主动性与辩证性的战略智慧，取得了胜利。归根结底，左宗棠可以正确运用全局性、主动性、辩证性战略智慧的根源在于：坚持正义战争、把握主要矛盾、发挥自身积累。左宗棠平定叛乱，收复新疆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得以运用战略智慧的基础；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始终把握主要矛盾，始终以收复新疆为主要目标，不为其他因素所干扰，这是得以运用战略智慧的方向；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筹划和实践中，充分发挥自身丰富的舆地学知识，既能深刻认识新疆的地缘价值，又能在作战中考量地理地缘作用，这是得以运用战略智慧的保障。可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全局、主动和辩证的战略观，是中国传统战略智慧在近代的阐发和实践，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战略智慧的恒久价值，也展现了左宗棠的个人大义和才识。从这个意义上看，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不仅是收复了16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更是一次中国战略智慧对入侵势力和分裂势力的胜利，是一次中国战略智慧在危机中的延续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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