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头小贩因合规经营获得权益保障,到犯罪分子因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法律始终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它不应是冰冷的条文堆砌,更不该是模糊的规则游戏,其核心价值在于清晰的双向守护——给善良者最坚实的保护,给违法者最有力的震慑,唯有如此,才能让正义落地,让社会充满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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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善良者的保护,是为普通人筑起“安全屏障”,让善意不必在风险中妥协。生活中,善良者的坚守往往伴随隐性风险:扶起摔倒老人可能面临“碰瓷”讹诈,举报违法行为可能遭遇打击报复,遵守合同约定可能被恶意违约。此时,法律的作用便是为这些“敢为善、愿守规”的人撑腰。当法律明确“见义勇为免责”,路人再无需因担心担责而犹豫伸出援手;当法律严惩“恶意诉讼”,诚信经营者不必再耗费精力应对无理纠缠;当法律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贫困者也能平等地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种保护,本质上是为“好人有好报”提供制度保障,让善良者不必在“坚守道义”与“规避风险”之间艰难抉择,从而激发更多人愿意向善、敢于行善。
法律对违法者的震慑,是为社会划定“行为红线”,让恶行必然付出代价。若违法成本低于违法收益,法律便会失去约束力;若“违法者逍遥法外,受害者求助无门”,社会信任便会逐渐崩塌。真正有震慑力的法律,从不依赖“严刑峻法”的威慑,而在于“违法必被究、执法必从严”的确定性。无论是破坏公共秩序的“小恶”,还是侵害他人生命财产的“大恶”,只要触碰法律红线,就必须依法受到惩处——盗窃者要面临财产罚与自由罚,欺诈者要承担赔偿责任与刑事责任,暴力犯罪者更要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这种震慑,不仅是对违法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对社会公众的警示:任何试图通过违法手段谋取私利、损害他人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存在“法不责众”的侥幸,也没有“权势豁免”的特例。当法律能让违法者“得不偿失”,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恶行的滋生,让社会秩序得以稳定。
遗憾的是,现实中仍存在法律“保护不足”与“震慑不力”的困境:部分领域法律条款模糊,导致善良者维权时“找不到依据”;个别案件执行效率低下,让违法者“拖延逃避责任”;甚至少数司法不公现象,让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产生动摇。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说明法律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强化——既要通过完善立法,让善良者的权益有更明确的法律依据;也要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让违法者的行为无处遁形。
法律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惩罚”,而是“引导”——引导人们坚守善良,远离违法。当善良者能在法律的保护下安心生活,当违法者在法律的震慑下不敢越雷池半步,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人向善、人人守法”的良性循环,公平正义也才能真正融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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