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班长受伤被俘，口供令总理落泪，毛主席：授济南第一团称号

“1950年初春的北京，文件送来了没有？”办公室里，新华社记者张岚推开门时听见军委秘书在问。时针指向上午九点整，这份文件的核心，是两年前济南城下一位班长留下的寥寥数语。没有人料到，那几句话会让周恩来抹眼泪，也会催生一纸嘉奖电报。

回到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正一口气把兵力压向济南。济南是国民党在华东的“桥头堡”，守将王耀武把兵力层层摊开，外城、护城河、内城三道保险，城墙厚达十二米，火力点像算盘珠子般镶了一圈。王耀武自认打了好算盘：共军若要休整三五天，他就能喘口气，再组织突围。

事实却冲他脸上一盆冷水。22日下午，许世友、谭震林在前线勘察完工事后只说了一句话：“不给敌人换气的机会。”随即电令：九纵和十三纵午夜抵近，天亮就打。夜里，外城的枪声像暴雨，十二个小时后，济南外城成了焦土，护城河里混着木桩、尸体和浑水。

真正的硬骨头是内城东南角。九纵尖刀——第七十三团，被点名主攻。团长张慕韩站在河岸测距，手里的望远镜几次被炮火震得发烫。十四米高的砖石墙、四层火力网，再加五米宽的水面，如果从教科书里推演，这属于“必须另选突破口”的典型案例。然而张慕韩的判断恰恰相反：这里守军顽固，可一旦切开，气象台所在的制高点就归我们，内城指挥体系立刻瘫痪。

23日黄昏，团部收到炮兵“最后一轮齐射”信号。炮声刚落，七连爆破班班长孙喜趴在地上又冲回指挥所：“再给我四十斤炸药。”他第一次炸掉鹿砦时险些被子弹掀翻，护城河对岸的梅花桩还堵着路。孙喜只说了一句“再来一次”，扛上炸药包就滑进水里。水深到胸口，他咬着牙把木桩一点点拔开，再把炸药塞进地堡射孔。火光冲天，通路被硬生生炸出。

几乎同时，六班班长孙高廷在另一侧毁掉一个机枪眼。回来时他把子弹壳和射击扇面画在地上，对接替的爆破员说，“注意左上角，那儿有藏兵洞。”语速极快，却把要点交代得明明白白。七连的递进式爆破靠这种“口传地图”一路推进，代价同样惨烈——仅仅四十分钟，全连减员超过三分之一。

云梯终于靠上城砖。梯子队的七班班长脑袋被碎石砸开，当场血流不止，但他只抹了一把，爬到第二格时大喊：“二十秒，梯子稳！”喊完整个人摔到壕沟里。梯子仍旧稳住，可敌军一把集束手榴弹把木梯掀了下来。张慕韩被迫调整：所有炮火集中东南角一分钟，一分钟后步兵不等炮声落地冲阵。七连二班李永江冲在最前，翻到女墙，朝内侧突突突一梭子，把对面打懵。后续分队翻入城头，73团把红旗插在气象台脚下时，已是午夜。

巷战持续到25日夜。73团进城时两千余人，点名时剩不过三百。“一个团打成了三个连”——这是后来军史编写员的注脚。惨烈，却打通了济南的咽喉。

故事的转折落在一名小小班长身上。26日上午，十三纵清扫西城巷道时，发现一具被刺刀挑破棉衣的遗体。身份牌写着“九纵七十三团三营八连二班班长”，名字在血迹下难以辨认。几小时前，他还活着，负伤后被俘，在敌军指挥部里留下三问三答：

“谁让你们来的？”“毛主席。” “拿下济南有几分把握？”“有把握，也有信心。” “你已经是俘虏了，还想怎样？”“我们的人多得很，打完济南，打别的城。”

问话人脸色铁青，随即命令就地枪决。审讯记录被缴获，沿警卫通信线传到九纵，再到华野司令部。

10月9日，淮海路27号简陋的作战室里，谭震林把这份报告交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读到第三问时掏出手绢，扶了扶眼镜：“这小伙子叫什么？”谭震林低声：“记录模糊，只能读出一个‘孙’字。”屋里陷入短暂沉默。中午，周恩来起草嘉奖电报，毛泽东审阅后在“授予七十三团”后面添了四个字：“济南第一团”。印章按下，一支笔尖划破红印，“此电即发”。

济南战役结束八天内，全军折损二万六千余人。九纵伤亡过半，十三纵与十纵也不好受。资料摆在面前，没人再提“轻取”这个词。建国后，旧城墙因为城市规划统统拆掉，偏偏留下东南角那块残砖。1958年，解放阁在气象台旧址拔地而起，陈毅元帅题额，碑文没写豪言，只写“济南第一团阵地”。

有人问过许世友，为何不见王耀武。许世友阖眼良久，嘴里蹦出五个字：“我对不起兄弟。”再无下文。战争留给活人的，除了胜利，还有沉重的名字与数字。七十三团的番号早被新的建制取代，可在济南老兵的口口相传里，只要提起那个班长，回答仍是那句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话：“我们的人，多得很。”